科伦1月4日。大家知道,在资产阶级统治最发达的英国,社会慈善事业采取了最高尚、最慷慨的形式。由资产阶级社会举办的、让过剩的工人居民能够苟延残喘的英国workhouses〔习艺所〕这种社会机构,以十分微妙的形式把善举和资产阶级对被迫向它乞求善举的不幸者所施加的报复结合起来了。穷人不仅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几乎仅够维持体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只限于令人厌恶的、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愚钝的、非生产性的、无意义的劳动,例如拉磨子。为了使不幸者明白他们真的犯下了弥天大罪,明白他们不但没有像通常那样成为给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被剥削的对象,反而像堆在仓库里的酒桶使酒商担负一笔开支一样,使他们的天生的需求者增加了一笔费用,——为了使他们感到自己真的罪孽深重,就夺去了他们的一切,夺去了甚至对惯犯也加以保留的东西:夺去了同妻室儿女团聚、消遣、同别人交谈的机会等等。但是就连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残酷的善举”也丝毫不是建筑在慈悲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非常实际的、很容易加以计算的基础上的。一方面,如果大不列颠全境的赤贫者一下子都被抛到街头,资产阶级制度和商业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另一方面,英国工业有时处在狂热的过度生产时期,有时又处在商业滞销时期,在前一种情况下,现有劳动力的供应难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劳动力终究是必须获得的,而且愈便宜愈好,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远远超过需求,工人大军勉强有一半人能够为了挣得一半的工资而从事有用的劳动。为了在兴旺时期经常有现成的后备军,而在商业雕蔽时期又可以在这种慈善机构中把后备军变成没有意志、没有反抗力、没有要求和欲望的机器,难道还能想出比办workhouses〔习艺所〕更高明的办法吗?
普鲁士资产阶级却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并且胜过英国资产阶级。它不是像不列颠资产阶级那样在政治上狂妄自大到令人不禁想起渎神的罗马风尚的地步,而是对御座、祭坛、军队、官僚和封建制度表示至高无上的崇敬和基督徒般的温和恭顺;它不是努力通过贸易活动去征服全球,而是按中国方式在国内经营小本生意,像庸人那样缩手缩脚地拘泥于早已过时的、因循守旧的半行会制度,对工业中永无止境的伟大发明精神总想加以斥责。不过,普鲁士资产阶级有一点已经接近自己的不列颠的典范,这就是对待工人阶级的无耻残酷。如果说,普鲁士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集团,在这一点上也落后于不列颠人的话,那末,这不过是因为整个说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由于缺乏勇气、智慧和毅力,它从来也没有争得过什么东西,而且以后也永远不能争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并不具有全国规模,它只是作为一省、一城、一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群私有者而存在,就这种形式来说,它对付工人阶级比英国资产阶级还要残酷。为什么人民从复辟时期起就那样怀念不久前被他们禁锢在地中海孤岛上的拿破仑呢?因为智者的专制要比愚者的专制好受些。所以,英国工人比起德国工人来可能有些民族自豪感,因为压迫他们的主人也压迫着整个世界,可是德国工人的主人,即德国资产者,本身就是奴隶之一,而天下最可怕、最卑贱的事,莫过于做奴隶的奴隶。
我们把在光荣的科伦市从事城市建筑工作的无产者必须签字的“工人手册”逐字逐句地转载在下面,作为证明我国资产阶级卑鄙无耻地对待工人阶级的历史文件。
| 工人 | { |
签 字 或画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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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于某工段,担任某项 工作等等 建筑工程监工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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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1月4日 载于1849年1月5日“新莱茵报”第1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脚 注
FN1 卡托(M.Porcius Cato)是古罗马的执政官、监察官,他拥护旧习,捍卫贵族特权,以严酷著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