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新闻 1849年3月10日

　　今天没有任何战地新闻。在奥地利最近的军事行动方面唯一有趣的事就是，今天奥格斯堡军法《总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首先证明了，我们毗邻的政论家们已堕落到什么地步。《科伦日报》赞赏文迪施格雷茨，并对他不会用德文写文章深感遗憾——好象他故意弄得如此拙劣的文风不比《科伦日报》经过深思熟虑的社论所用的语言高明十倍！如果说文迪施格雷茨的报告显得“混乱”和“含糊”，那只是因为他故意把这些报告写得混乱和含糊，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掩盖失败，或者是为了把马扎尔人自愿授与的微小“战果”说成是辉煌的胜利。但是《科伦日报》并不象看起来那样愚蠢。它认为文迪施格雷茨的报告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含糊和混乱的。那么它究竟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不是说文迪施格雷茨是一个蹩脚的统帅，而是说他是一个蹩脚的写作者！
　　《科伦日报》是否接受奥地利的津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奥格斯堡的报纸是接受奥地利的津贴的。而奥格斯堡的报纸比《科伦日报》要老实一千倍。
　　譬如说，把这家坚持原则的报纸昨天的文章同那家公认为不讲原则的奥格斯堡的报纸的下列几行报道作一比较：

　　“匈牙利革命战争中的纷乱现象可惜日益增长。直到元帅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把他的大本营迁往珍珠市的前几天，他和军队的主力一直处于守势，而叛军则把他们的全部兵力投到我们战线最薄弱的那些地方，骚扰我们的独立兵团，使他们常常受到严重威胁。在其他部队按兵不动时，塞尔维亚人却不同它们采取统一行动，自己占领了伏伊伏丁那和别的地方。由于战略上完全被忽略的特兰西瓦尼亚暴露在贝姆的大胆的军事行动之下，普赫纳在自己最危急的时刻，不得不请求俄国人前来保护特兰西瓦尼亚的这些仍然忠于皇帝的萨克森人的城市¹⁴²。这位年迈的军人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及其部队的一切勇敢行动都不能把叛军首领逐出这个不幸国家的边境，而这个叛军首领却能随时随地把在匈牙利多余的叛军部队召来增援自己。”

　　“埃尔巴赫伯爵受施利克将军派遣，仅在一名龙骑兵的护送下前往文迪施格雷茨元帅处，遭到一支马扎尔叛军队伍的袭击并被俘去。他被押送到德布勒森，从那里写来不少封信。他受到很好的待遇，许多老同事友好地接待了他。他的这些信件比间接报道更能使我们对匈牙利人的活动获得有益的概念。”

　　“佩斯的犹太人教区的首领们曾去元帅军营申诉，因为要他们用二十克劳泽币⁸⁴现金缴纳欠缴的十一万佛罗伦宽容税¹³⁵，并强迫所有匈牙利的犹太人教区为其每个成员所犯的叛国罪负连带责任。公爵用极不客气的说法拒绝了这些申诉，据说对菲施霍夫和戈尔德马尔克这两位代表使用的言词尤为激烈。——已经达到七十万人战时编制的军队，其费用之巨大，在核算时很容易被指责为夸大；但是，这笔费用除非用特殊办法筹措，确实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的财力所及。当时，只有农民阶级因摆脱了个人束缚和土地负担是健康的，而所有其他阶级都毫无例外是病弱的。如果加课新税，又会使农民幻想1848年9月7日的法律¹⁸⁸，因此，经费的唯一来源只有借款以及根据到目前为止的种种征兆看，还要发行更多纸币。大银行家们不断收购黄金和白银，然而收购前者，主要是选择兰德杜卡特和索维林多尔¹⁸⁹。匈牙利纸币危机不可能使所说的纸币变成一文不值，而相反，昨天在维也纳和普勒斯堡·五佛罗伦和一百佛罗伦纸币分别以百分之八十六和九十兑换。¹⁸⁷因此，在佩斯，一份通告（见下面）就使局面稳定下来，同时也使几乎完全用匈牙利纸币进行交易的农产品销量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对已发行的纸币还没有实行监督，这就使科苏特还有可能制造自己的纸币¹⁷⁶。显然，必定是有充分的理由才使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在匈牙利和在奥地利各省相反，采取如此宽容和谨慎的作法。”

　　泽姆林2月24日。本月15日在泰梅什堡举行的议会上，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的内务行政机构组成如下¹⁹⁰：地方长官管区行政官兼主席：约瑟夫·拉亚契奇总主教，副主席约西普·鲁迪奇，巴洛尔·福加拉希和斯特雷特科·米哈伊洛维奇；各部门的长官：（1）教会事务：修道院长谢·卡昌斯基，配有四名顾问；（2）教育：欧根·久尔科维奇，配有四名顾问；（3）外交事务：雅柯夫·齐万诺维奇，配有四名顾问；（4）内政事务：马尔库斯·波波维奇，配有五名顾问；（5）财政经济事务：约翰·舒普利卡茨，配有五名顾问；（6）司法：泰奥多尔·拉多萨夫列维奇，配有三名顾问。——国务秘书兼办公厅主任：约翰·斯坦科维奇；地方长官管区秘书：阿列克赛·施托亚科维奇。——最高法院：院长，卡尔·拉蒂诺维奇；副院长，约瑟夫·米蒂奇和十二名成员；财政经济部：主席，格奥尔格·瓦尔赞；司库，伊奥西朴·约万诺维奇；副监察官，弗兰茨；会计师，柯拉罗维奇，配有四名顾问；第一国民事务官，米歇尔^FN2·克雷斯蒂奇；代表：科斯塔·约万诺维奇、斯韦托扎祖利蒂奇。——从这次公正的选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的代表无愧于他们的选举人。他们消除了任何民族仇恨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为鲁迪奇、福加拉希、施泰因、斯特明格尔、瓦赫特勒尔都不是塞尔维亚人，是天主教徒，在选举他们时只是认真注意了当选者执行被委任职务的才能，还看到他们力求在伏伊伏丁那建立各民族的平等关系。除了上述各部门的长官之外，还把塞尔维亚各区的议员召到基金达，他们要在那里“在总主教的主持下”为伏伊伏丁那的宪法奠定基础，起草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将这份文件提请奥地利内阁批准。

　　（《劳埃德氏报》）

　　“阿格拉姆。我们十分惊奇地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报纸^FN3上看到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通讯，其中说，2月7日，奥地利的使节¹⁹¹施蒂尔默伯爵同土耳其政府外交大臣^FN4举行会谈，并且问他：‘如果奥地利斯拉夫人起来反对帝国政府，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态度？’答复是，土耳其政府将保持中立。然而，提出的问题要比得到的答复更引起我们的深思。驻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国大军是否也与帝国皇家政府的类似问题有些联系？”

脚注

FN1 见本卷第188―189页。——编者注
FN2 原文这里错了，应为尼古拉。——编者注
FN3 《塞尔维亚报》。——编者注
FN4 阿里－帕沙。——编者注

注释

84 二十克劳泽币——一种等于二十个克劳泽的银币。恩格斯在这里指奥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增加纸币的发行，结果造成纸币急剧贬值。——第86、216、225页。
135 1749年一条特别敕令责成居住在匈牙利王国的所有犹太人缴纳所谓宽容税（Toleranz-Taxe或Toleranz-Steuer）。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项税款的数目大大增加，争取废除这种侮辱性税款的斗争加强了。1846年6月宽容税被废除，条件是欠缴的全部税款于五年内缴清，这笔欠税累计达一百二十万佛罗伦。
　　尽管赎金沉重，犹太人区的代表仍然把废除宽容税看作是解放在这个国家的犹太居民的一定步骤。在他们看来缴纳这笔赎金是犹太人区权利的某种保证，并且是该区对官方当局忠诚态度得到承认的某种保证。——第135、216、225页。
142 来自萨克森、弗兰德和莱茵地区的德国移民（萨克森人、佛来米人、条顿人）组成特兰西瓦尼亚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二十万人以上），他们是十二世纪由匈牙利国王迁至此地居住的。大部分萨克森人属于富裕市民阶级，他们积极反对匈牙利革命。——第143、151、181、187、206、207、216、369页。
176 匈牙利革命政府发行纸币，以此作为对哈布斯堡君主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1848年5月24日，佩斯商业银行受匈牙利政府委托，发行了第一批一古尔登和二古尔登（或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的纸币，以当时由革命政府掌握的贵金属储备为保证。随后，又发行了以全国财产为保证的五、十、一百古尔登的纸币。奥地利的财政状况不稳定和奥地利纸币古尔登的比价不断下跌，使帝国军队司令部甚至在占领佩斯后也不能宣布所有匈牙利纸币为非法。这样做意味着使国家经济陷于瘫痪，因此，禁止匈牙利纸币的流通只能分阶段进行。很久以来之所以没有禁止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纸币，是因为作为它们的保证的贵金属储备由于叛变行为而落入奥地利人手中。此外，发行这种纸币还经过匈牙利的帝国总督即督军的批准。趁此机会，科苏特在德布勒森继续发行同样价值的纸币。而后，由于国内需要大量小额货币，科苏特开始发行十五和三十克劳泽纸币。并见注187。——第192、214、217、334、357、375页。
187 1849年2月23日文迪施格雷茨宣布德森政府的十五克劳泽和三十克劳泽纸币为无价值纸币，这在匈牙利实业界立即引起了恐慌。文迪施格雷茨对此非常害怕，宣布了一个关于在私人流通中保留“科苏特纸币”的声明。但是，在奥地利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对他施加巨大压力（为此前财政大臣屈贝克专程来到佩斯）之后，文迪施格雷茨宣布五佛罗伦和一百佛罗伦的匈牙利纸币为非法，但一佛罗伦和二佛罗伦纸币除外，这两种纸币可以在3月24日以前兑换相应价值的奥地利货币（见注176）。
　　帝国军队司令部废除匈牙利政府纸币的企图在当时并没有成功。奥地利货币单位的很低的比价和匈牙利革命军取得的胜利阻止了这一企图的实现。已经被宣布为非法的“科苏特纸币”一直流通到1849年底。——第214、217、225、241、267、270、295、315页。
188 1848年9月7日，奥地利皇帝批准了一项在赎买的基础上废除农民个人封建义务的法律。赎金规定为农民每年所负担的义务的二十倍。农民应付赎金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尽管这一改革并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仍为资本主义关系在奥地利农业中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217、371页。
189 兰德杜卡特是值四佛罗伦三十克劳泽的足重的金币。
　　索维林多尔是值十三佛罗伦二十克劳泽的金币。——第217页。
190 指拉亚契奇总主教组织的临时政府。1849年2月26日公布了它的人员组成。
　　并见注151。——第217、272页。
191 使节（Internuntius）是土耳其与奥地利帝国之间实现停战时，奥地利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临时代表。后来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常驻使节沿用了这一名称。——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