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德国历史，应用于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瓜分了并卖掉了欧洲，它的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表明了君主们和国家要人们完全无能。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普遍战争，是各民族的遭拿破仑践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了报答这一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国君们和外交家们更加无耻地践踏了这种民族意识。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视。德国和意大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匈牙利仍然被奴役。甚至不能说，这样对待这些民族是不公道的，谁叫它们容许这样做，谁叫它们把俄国沙皇FN1当做自己的解放者来欢迎呢？
可是，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
因此，1848年革命的目的，到处（法国除外）都是既要满足自由要求又要满足民族要求。可是，在第一次冲击得胜的资产阶级的背后，到处都出现了威胁性的无产阶级形象；争得胜利的实际上是这一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驱入了刚被打败的敌人亦即君主、官僚、半封建和军事的反动派的怀抱，革命在1849年也就败在这些反动派手里。在匈牙利，情况并不是如此，但俄国人闯进了匈牙利，镇压了革命。俄国的沙皇FN2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来到了华沙，在那里，他以欧洲仲裁人的身分进行裁判。他任命他的驯服工具——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为丹麦的王位继承者。他使普鲁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为他不许普鲁士有一点点利用德国人的统一意愿的欲望，强迫它恢复联邦议会，强迫它屈服于奥地利。460这样，革命的全部结果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了外表上立宪但精神上依旧的政体；俄国的沙皇比以前更甚地统治着欧洲。
可是，事实上，革命已用它的巨大力量甚至使各个四分五裂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脱离了旧的传统的常规。资产阶级取得了一部分、即使是小小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而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成就都被它用在促进工业繁荣方面。幸运地度过了的“疯狂年”461清楚地向它证明：现在必须永远结束旧日的昏睡和懒散状态。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雨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世界市场的联系空前扩大了，商业空前繁荣起来；在这里，就是要抓紧时机，要保证自己得到应得的一份东西。从1830年、特别从1840年以来，在莱茵河地区、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以及南部个别城市出现的大工业萌芽，现在已迅速地发展和扩充起来，农业地区的家庭工业散布得日益广泛，铁路建筑的速度加快了，而这时已达到巨大规模的移民，则造成了不需要任何津贴的德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航运业。德国商人规模空前地在一切海外商埠站住了脚，他们在世界商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并且慢慢地不仅推销英国的工业品，而且开始推销起德国的工业品来。
可是，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及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立法，必然很快就变成了束缚这种猛烈增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商业的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每走几里路，便出现不同的票据法，不同的工业活动条件，到处都会碰到各种不同的挑剔、官僚的和国库的刁难，甚至还常常碰到行会限制，使官方的特许证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户籍立法462和居留限制，使资本家无法把他们所支配的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投到那些有矿石、有煤、有水力以及有其他有利的自然条件因而给工业企业提供了基础的地方去！无阻碍地大量利用本国劳动力的这种可能性，是工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是，爱国的厂主从各处召集工人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警察当局和济贫所反对新移民定居。统一的全德国的公民权，全体帝国公民迁徙完全自由，统一的工商业立法——这些现在已不再是狂热的大学生们的爱国幻想，而是工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了。
加之，在每一个邦和小邦里，都有各不相同的货币，各不相同的度量衡，往往在同一个邦里就有两三种度量衡。而在所有这些种类繁多的钱币和度量衡中，没有一种是得到世界市场承认的。因此，毫不奇怪：往来于世界市场或者被迫同进口商品竞争的商人和厂主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所有这许多钱币和度量衡以外，还必须使用外国的；棉线要按英磅来称，丝绸料子要按公尺来量，对外国要按英镑、美元和法郎来计算！在币制流通范围受到这种限制的情况下，怎样能产生大的信用机关呢？这里是古尔登纸币，那里是普鲁士塔勒，此外还有金塔勒，“新三分之二”塔勒，银行马克，流通马克，二十古尔登币制，二十四古尔登币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处在无限的行市计算和行市波动之中的。463
即使这一切最终都能克服，但是在所有这些摩擦中已花费了多少力量，消耗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啊！同时，在德国，人们最后也开始注意到：在今天，时间即金钱。
年轻的德国工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显一显身手，它只有通过输出才能壮大起来。为此，它在外国就必须享有国际法的保护。英、美、法三国的商人在国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动。他们的大使馆保护他们，必要时还有几艘军舰来保护他们。但是德国人呢？在近东，至少奥地利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指望自己的大使馆，在其他地方，大使馆对他们就没有多大帮助。可是，当一个普鲁士商人在国外向他的大使诉说遭到损害时，他几乎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你完全自作自受，你在这儿寻求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呢？”而小邦的臣民则到处都是完全没有权利的。德国商人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请求外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保护，或者很快就归化于新的祖国。FN3即使他们的大使想保护他们，但又有什么用呢？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人那样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这种要求已不再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们在瓦特堡纪念大会464期间所表现的一种烟雾般模糊的冲动了，那时，“勇气和力量在德国人的心灵中燃烧”，那时，按照法国的调子唱着：这种要求“使青年们怀着剧烈的痛苦为祖国而战，为祖国牺牲”FN4，以求恢复想像中的中世纪的帝国庄严，然而这些怀着剧烈痛苦的青年一上年纪，就变成了极平常的、专制君主的忠实奴仆。同时，这种要求也已不再是律师们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汉巴赫大典465期间所发出的那种离地面近得多的统一呼声了，这些人自以为爱好自由和统一是为了自由和统一本身，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按照瑞士的方式把德国变成由各个州组成的共和国（这是他们中间最清醒的人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上述大学生们的霍亨施陶芬帝国466一样。不，这是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家的直接的业务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们渴望扫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他们渴望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摩擦，因为要是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就先要在家里消除这种摩擦，而他们的所有竞争者都已避免了这种摩擦。德国的统一已成了经济上的必要。而现在要求统一的人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是在商业中受的教育，并且是为了商业而受教育的，他们善于经营商业，并且善于讲价钱。他们知道：讨价必须很高，但让价也必须慷慨。他们歌唱“德国人的祖国”，其中也包括施梯里亚、提罗耳和“充满胜利和荣誉的奥地利强国”FN5，他们并且歌唱：
“从麦士到默麦尔，
从艾契河到贝耳特，
德国呀，至高无上的德国，
超过世界上的一切。”FN6
可是，在现金交易中，他们甘愿同意给这一势将日益变得更辽阔的祖国467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25—30％。他们的统一计划已制订好了，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但是，德国的统一不光是德国的问题。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如果没有外国的非常明显的干涉，就不再能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FN7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征服了西里西亚。4691803年，法国和俄国直接强迫按照帝国代表会议的总决议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改组。470后来，拿破仑根据自己的方便安排了德国。最后，在维也纳会议上FN8，主要是俄国，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又把德国分割成三十六个邦，共二百多块互相隔绝的大大小小土地，同时，德国的君主们，完全像在1802—1803年的累根斯堡帝国议会上一样471，真心一意地帮助这样做，从而使这种分割情况更加恶化。另外，德国有若干块土地还被割让给外国君主。这样一来，德国不仅变得软弱无力、孤立无援，在内部争斗中弄得精疲力尽，注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工业上都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且，更坏的是，法国和俄国由于已成的习惯，取得了分割德国的权利，正像法国和奥地利攫取了监视意大利、使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权利一样。沙皇尼古拉在1850年由于享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才极端蛮横地不许擅自对宪法做任何修改，强迫恢复联邦议会——德国虚弱无力的象征。
可见，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不然的话，就要依靠外国的帮助。而当时外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法国，路易·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农民的帮助下当上总统，并在军队的帮助下登上帝座。可是，一个新的、由军队制造出来的、在1815年法国版图内的拿破仑皇帝，则是一种死产了的徒劳的事情。这个再生的拿破仑帝国，意味着把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梦想。但是，首先，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路易·波拿巴力所能及的。在这方面的每一个尝试，结果都会使欧洲结成反法同盟。然而，提高法国威望和使军队得到新荣誉的时机到来了，这种时机是由一场几乎为全欧洲一致同意进行的反俄战争引起的，原来俄国曾经利用西欧的革命时期，悄悄地占据多瑙河各公国，并准备一场新的征服土耳其的战争。英国同法国结成了同盟，奥地利对二者表示友好，只有英勇的普鲁士去吻昨天还打着自己的俄国鞭子，并且继续保持亲俄的中立。可是，无论英国或者法国都不想使敌人遭到严重失败，因此，战争便以俄国遭受小小屈辱和俄法结成反奥同盟而告终。(1)
克里木战争使法国成了欧洲的领导强国，而使冒险家路易-拿破仑成了当代的伟人，这当然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法国的领土增多，因而使法国孕育着一场新战争，在这场新战争中，路易-拿破仑要完成他的真正使命——成为“帝国扩大者”FN9。这场新战争早在前一次战争时期就已这样做了准备：允许撒丁加入西方列强的同盟，充当法兰西帝国的仆从国，特别是充当该帝国反对奥地利的前哨；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在缔结和约时路易-拿破仑同以惩罚奥地利为最大满足的俄国达成协议472所准备好的。
路易-拿破仑现在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偶像。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851年12月2日“拯救了社会”，当时，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不仅是因为他表明了，普选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压迫群众的工具；不仅是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和交易所欺骗勾当盛况空前。而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是同它骨肉相连的第一个“大政治家”。他像任何真正的资产者一样，也是暴发户。他曾“历尽千辛万苦”：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密谋家，在瑞士是炮兵军官，在英国是负债累累的贵族流浪汉和特别警察473，可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自己的冒险经历，以自己在一切国家里的道德败坏行为，使自己成了法国人的皇帝，并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就像典型的资产者——美国人通过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骗性的破产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样。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使政治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和交易所欺骗勾当服务，而且完全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来推行政治本身，用“民族原则”474来进行投机。使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割状态，对法国以往所执行的政策来说，曾经是法国的一种不可让予的基本权利；路易-拿破仑则立即着手零星售卖这种基本权利以换取所谓补偿。他愿意帮助意大利和德国消除分割状态，但是有一个条件：德国和意大利向民族统一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割让领土给他做报酬。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国沙文主义得到满足，不仅使帝国逐步向1801年的疆界475扩展，而且又使法国重新处于特别开明的、解放各民族的强国地位，使路易-拿破仑处于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的地位。于是，整个开明的、为民族理想所振奋的资产阶级——因为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场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首先开始。FN10在这里，从1849年起便是奥地利的无限统治，而当时奥地利是全欧洲的替罪羊。克里木战争的小得可怜的结果，人们不是归罪于只想进行一场假装的战争的西方强国的不坚决，而是归罪于奥地利的动摇态度，但这种动摇态度却是西方列强本身应负最大责任的。而俄国则由于奥地利人进军普鲁特河——这是报答俄国1849年在匈牙利的帮助的——而遭到过伤害（虽然正是这种进军拯救了俄国），所以很高兴奥地利遭到任何攻击。普鲁士已不再算数了，在巴黎和会上它就已受到了en canaille〔毫不客气的〕侮辱。因此，在俄国协助下准备好的解放意大利“一直到亚得利亚海”的战争，在1859年春天开始，到夏天就在明乔河地区结束了。奥地利没有被赶出意大利，意大利没有“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也没有得到统一，撒丁的领土是扩大了，但是，法国占领了萨瓦和尼斯，从而达到了它在意大利那边的1801年的疆界。476
可是，意大利人是不以此为满足的。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1859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拿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从意大利战争以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战胜大拿破仑的人应受到惩罚，——但是，l'un après l'autre——一个挨一个来。俄国和奥地利都已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接着就是普鲁士了。而普鲁士这时正遭到空前的鄙视；它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政策是胆怯的、可怜的，同它在1795年巴塞尔和约时期的政策一样。477由于实行“行动自由政策”478，它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它在欧洲完全陷于孤立；它的所有大小邻邦都喜欢看到普鲁士如何被粉碎这样一出戏；它的行动自由原来只是为了可以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而已。
的确，在185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到处，首先在莱茵河地区本身，人们普遍都相信：莱茵河左岸不可挽救地要落到法国手里。诚然，人们并不怎样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是都认为：这就同命中注定的厄运一样要来临的，同时——让我们尊重真实情况——人们也并不特别害怕。农民和小资产者，又想起了真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的法国人时代；在资产阶级中间，金融贵族，特别是科伦的金融贵族，已被深深地卷进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479和其他波拿巴主义的空头公司的骗局，并且大声叫喊兼并。(2)
但是，莱茵河左岸的丧失不仅会削弱普鲁士，而且也会削弱德国。而德国已比先前更加分裂了。由于普鲁士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中立，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比以往更加疏远了，小君主败类们以恐惧而又渴望的眼光注视着路易-拿破仑，把他看做是将来重新建立的莱茵联邦480的保护者——这就是官方德国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裂的危险。
可是，怎样把全民族的力量联合起来呢？几乎全是烟雾般模糊的1848年的尝试都已遭到了失败，但正由于这种失败，才使某些烟雾消散，在这以后，就有三条道路摆在人们面前。
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消除一切独立的邦而达到真正统一的道路，亦即实行公开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意大利刚刚达到了目的；萨瓦王朝参加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意大利的王冠。但是，这样一种勇敢行动，我们德国的萨瓦分子——霍亨索伦王朝，甚至它的最大胆的卡富尔分子——俾斯麦之流，都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的。一切事情都要由人民自己来做，——而在争夺莱茵河左岸的战争中，他们也会做好必须做的事情。普鲁士人不可避免地将渡莱茵河而退却，莱茵河要塞附近将进行持久的围攻战，随后德国南部的君主们无疑将实行叛变，——这一切就足以引起一个使整个王朝制度土崩瓦解的民族运动。这样一来，路易-拿破仑便会是首先插剑入鞘的人。第二帝国只能对反动的国家作战，它在这些国家面前是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各民族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对付本身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它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胜利的德国革命还可能在推翻整个法兰西帝国方面起推动作用。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君主们成了运动的主宰的时候，莱茵河左岸就会暂时被割让给法国，君主们的积极或消极的背叛就会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并且会造成一种危急局面，使德国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实行革命，赶走所有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在路易-拿破仑发动为建立莱茵疆界的战争的情况下，才能踏上这条统一德国的道路。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民族统一的问题也随之不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存亡问题，即在灭亡的威胁下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了。民族可以暂时等待一下。
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统一。1815年，奥地利自愿地保持了拿破仑战争强加于它的那种局面，即成为领土缩紧、领土集中的国家。它已不再要求先前从它那里分割出去的德国南部领土了；它只满足于把那些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同保全下来的君主国核心有关联的新旧地区合并了过来。德意志的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分离的局面，由约瑟夫二世的保护关税政策开始造成，由弗兰茨一世在意大利的警察统治加剧，并由德意志帝国的解体481和莱茵联邦的建立而达到极点，这种局面，事实上在1815年以后仍然起着作用。梅特涅用一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把自己的邦靠着德意志那边围起来。关税不放德意志的物质产品过去，书报检查则不放精神产品过去，无法形容的护照把戏使个人的交往减到最低限度。在邦内，实行一种甚至在德意志也是独一无二的横暴的专制制度，以防止任何即使是最微小的政治运动。因此，奥地利一直是同德意志的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1848年，至少精神上的障壁大部分已经消除，但是，那一年的事件及其后果，并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接近；相反，奥地利日益以自己的独立的大国地位自傲。因此，虽然驻联邦要塞482的奥地利士兵受到欢迎，普鲁士士兵受到憎恨和讥笑，虽然奥地利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整个南部和西部仍然得人心和受尊敬，但是，除了德意志中小邦的一些君主以外，毕竟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过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
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奥地利本身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尽管它仍悄悄地在做浪漫的帝国梦。奥地利的税界渐渐成了德意志内部唯一残存的障壁，因而显得更加突出。独立的大国政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意味着为了特殊的奥地利利益，从而为了意大利、匈牙利等等利益而牺牲德意志的利益。不论在革命前或者在革命后，奥地利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而且也是唯一保全下来的、以信仰天主教为特色的大邦。三月以后的政府483越是力图恢复教士和耶稣会教徒的旧统治，它就越是不可能取得新教徒占三分之一、二的国家的霸权。最后，要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只有毁灭普鲁士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说这后一种情况本身对德意志并不意味着不幸，那末，不论奥地利毁灭普鲁士或者普鲁士毁灭奥地利，在俄国革命于最近的将来胜利以前（在胜利以后，这种毁灭就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成了多余的奥地利本身必然会崩溃），毕竟是极端危险的。
简言之，德意志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梦想；当德意志的中小君主1863年为了宣布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为德意志皇帝而在法兰克福聚会时，就表明这是一种梦想。普鲁士国王干脆不参加，这出皇帝喜剧就可怜地化为泡影了。484
剩下的第三条道路是：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这条道路实际上已采取了，所以它把我们从思辨的领域又引到实际的“现实政策”485的那种坚实的、即使颇为肮脏的土地上来。
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便像对待波兰那样把德意志只看做有待征服的领土，从这里能割走多少就割走多少，但是不言而喻，必须同别人一道瓜分这种领土。同外国一道——首先同法国一道——瓜分德意志，是普鲁士从1740年以来的“德意志使命”。《Je vais，je crois，jouer votre jeu；si les as me viennent，nous partagerons》（我想，我会帮您大忙的；如果我得到王牌，那我们就分享），——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次出征时给法国大使的临别赠言。486由于普鲁士忠实于这一“德意志使命”，它在1795年缔结巴塞尔和约时出卖了德意志，它为了换取扩张自己领土的诺言而预先同意（1796年8月5日的条约）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并且确实也在俄法两国所强加的帝国代表会总决议中得到了出卖帝国的报酬。4871805年，一当拿破仑拿汉诺威来引诱它的时候（这个诱饵总是可以引它上钩），它就又做了一次出卖，这次是出卖了它的盟友俄国和奥地利；但是，它是这样陷到它所特有的愚蠢的狡猾之中，以致被卷进对拿破仑的战争，在耶拿城下遭到了应有的惩罚。488由于这次打击仍有余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在1813年和1814年的胜利以后还想放弃德国西部的全部前哨，只打算占有德国的东北部，像奥地利那样尽可能不过问德国的事情——这样做就会把整个德国西部变成受俄国或法国保护的一个新莱茵联邦。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国王事与愿违，被迫接受了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同时也就被迫接受了一种新的“德意志使命”。
兼并至此暂告结束（小片土地的购买除外）。国内旧的容克官僚制度又渐渐兴旺起来；在极端危急时刻许给人民的实施宪法的诺言坚决不予履行。但是，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日益兴起，因为这时如果没有工商业，即便是目空一切的普鲁士邦也等于零。必须慢慢地、固执地、一点一滴地在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另一方面，这类让步使普鲁士有理由指望，它的“德意志使命”将得到支持：当时普鲁士为了扫除楔入它的两半国土之间的外国税界，请求邻近的各个德意志邦建立统一的关税。这样就产生了关税同盟，它在1830年以前只不过是一种善良愿望（当时只有黑森—达姆斯塔德参加），但到后来，在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步加速的情况下，很快就使德意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归并于普鲁士。489不属于普鲁士的沿海各邦，一直到1848年以后仍然没有加入同盟。
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势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除了萨克森，德意志任何一个邦的工业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工业水平；这不仅要归功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前提，而且要归功于比较大的关税地区和国内市场。同时，关税同盟愈扩大，加入这一国内市场的小邦愈多，这些邦的新兴资产者也就愈习惯于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前卫。而资产者怎么唱，教授们也就怎么和。在柏林，黑格尔分子从哲学上论证普鲁士负有领导德意志的使命，而在海得尔堡，施洛塞尔的学生们，特别是霍伊塞尔和盖尔温努斯，则从历史上证明这一点。这样做当然是预定：普鲁士将改变它的全部政治体制，将实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要求。(3)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对普鲁士邦特别偏爱而产生的，并不像意大利资产者在皮蒙特公开站在民族运动和立宪运动前列以后就承认它是领导国家那样。不，这样做是不情愿的；资产者认为普鲁士的祸害最小，因为奥地利把他们排斥在它的市场之外，因为普鲁士同奥地利比起来，由于普鲁士在财政上吝啬，所以毕竟具有某种资产阶级的性质。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比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们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纸面上它们继续存在着，这样，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资产阶级使自己适应了这两种制度；一年的志愿兵即资产阶级子弟的兵役义务，是在1840年左右通过行贿的办法，轻而易举地、相当廉价地免掉的，况且当时军队本身并不怎么重视从工商界征募来的后备军490军官。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鲁士无疑还留下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识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4)抱怨实行这两种制度开支大即征税多的呼声FN11，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发出的；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却考虑到，大国付出费用虽然讨厌，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是关系到未来的大国地位的，这些费用将从增高了的利润中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
简言之，德国的资产者并没有对普鲁士的盛情抱任何幻想。如果说，从1840年以来，普鲁士霸权的思想在他们中间开始流行，那末，这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和在这样的限度内：普鲁士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较快，因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前列；早就实施宪法的南方的罗泰克派和韦尔凯尔派被普鲁士北方的康普豪森派、汉泽曼派和米尔德派挤到后台，律师和教授们被商人和厂主们挤到后台。而且事实上，在1848年前几年，在普鲁士自由派中间，特别在莱茵河地区自由派中间，已能感觉到一种同南方的联邦自由派492迥然不同的革命气息。当时，出现了两首从十六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政治性民歌：切希市长之歌和冯·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493，它们的大不敬性质今天简直使一些老年人震惊，而这些人在1846年曾经快活地合唱：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像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不迅速改变。二月革命来到了，接着便是维也纳的三月时期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革命。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严重的斗争就取得了胜利，它根本没有想到当斗争到来时进行严重的斗争。因为正是这个在不久前还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献媚（特别在莱茵河地区）的资产阶级，现在突然发觉，它不仅养育了个别工人，而且养育了一个工人阶级，即一个虽然还半在睡梦之中、但已渐渐觉醒的、按其真正的本性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同时，这个到处为资产阶级争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特别在法国——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不相容的要求；1848年6月23日，巴黎第一次爆发了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怕的斗争；经过四天的战斗以后，无产阶级失败了。从此以后，在整个欧洲，大批资产阶级都站到反动派一边去，同在工人帮助下刚刚被它推翻的专制官僚、封建主和教士联合起来，反对“社会的敌人”，即回过头来反对工人。
在普鲁士，这种情况以下述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抛弃了它自己选出的代表，以暗的或明的欣喜心情坐视政府在1848年11月驱散他们。从这时起在普鲁士当权十年之久的容克官僚内阁，虽然不得不以宪法的形式进行统治，但是却通过一系列烦琐的、甚至在普鲁士也是前所未闻的挑剔和压迫来进行报复，而受害最大的则是资产阶级。494但是，资产阶级悔罪认过，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百般踢打，把这看成是对它过去的革命贪欲的惩罚，它现在慢慢学会这样考虑，而后来它也这样宣布了：我们毕竟是狗啊！
后来，摄政时期到来了。曼托伊费尔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王室，曾用密探包围王位继承者FN12，即现今的皇帝，就像现在普特卡默用密探包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样。当王位继承者变成了摄政者以后，自然马上就把曼托伊费尔一脚踢开，“新纪元”495就开始了。这不过是换景而已。摄政王恩准资产者再度成为自由资产者。资产者满意地享用了这种恩准，但是他们却以为，现在他们已大权在握，普鲁士邦必须唯他们之命是听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御用报刊所说的“权威人物”的本意。军队的改组，不能不成为自由资产者付给“新纪元”的代价。政府这时只是要求把普遍兵役义务制实行到1816年左右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程度。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出发，这一点根本就无法反对，否则就不可容许地同他们自己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威望和德意志使命的词句相矛盾。但是，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法定服役期最长为两年作为赞同的条件。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能争得这种条件，国内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否愿意不惜任何牺牲把这种条件维护到底。政府坚持三年的服役期，议院则坚持两年；冲突爆发了。496而随着军事问题上的冲突，对外政策对国内政策来说又有了决定性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由于它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弄得没有人瞧得起它。这种可怜政策部分地是由军队的恶劣状况造成的。由于早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是未经各等级同意不得征收新税或举办公债，但为此召集各等级的代表又非所愿，所以，军队所需要的钱一直不够，在这种无限吝啬的情况下，军队就完全衰败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就已根深蒂固的阅兵精神和制式教练精神，更使事情糟糕透顶。这支用阅兵精神教育出来的军队1848年在丹麦战场上曾经是多么无用，可以在瓦德西伯爵的著作中看到。1850年的动员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什么东西都缺，不缺的又多半不适用。497诚然，议院批准的钱帮了些忙；军队摆脱了陈规旧习；野战勤务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开始挤掉阅兵勤务。可是，军队的人数仍然同1820年左右一样，而其他所有大国，特别是法国（这时威胁也恰好是来自法国），都已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然而在普鲁士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个普鲁士人在纸面上都是士兵，但在人口由1050万（1817年）增长到1775万（1858年）的时候，军队的固定编制却不允许把三分之一以上能服兵役的人征集起来并加以训练。现在，政府要求把军队扩大到差不多完全同1817年以来的人口增长情况相适应。可是，正是自由派议员们，正是这些不断要求政府领导德国，要求它对外保持德国威望，恢复德国的国际威信的人，现在却吝啬得要命，讨价还价，要是不以两年服役期为基础就什么也不愿同意。那末，他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他们为此顽强坚持的意志呢？是否有人民，或者哪怕只有资产阶级，站在他们后面，愿意采取坚决行动呢？
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欢呼他们对俾斯麦的口头斗争，但在实际上，它组织了一个虽然是不自觉、但其实却是反对普鲁士议院多数派政策的运动。丹麦对霍尔施坦宪法的干涉以及想用暴力使什列斯维希丹麦化的企图，引起了德国资产者的愤怒。498受大国鄙视，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但遭到小小的丹麦脚踢，却使他们大为恼火。民族联盟499建立了；恰好是小邦的资产阶级构成了它的力量。而民族联盟尽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但首先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统一，尽可能是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领导下，不得已时，现在这样的普鲁士也行。最后，要清除德国人在世界市场上居于第二流人物的可怜地位，惩罚丹麦，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向各大国显一显威风，这就是民族联盟首先要求的。同时，由普鲁士领导的要求，现在已完全摆脱了直到1850年还免除不了的模糊和迷惘状态。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要求意味着把奥地利撵出德意志，实际上消灭小邦的主权，这两件事不经过内战、不经过瓜分德意志就不可能做到。但是，人们已不再害怕内战，而瓜分也不过是给奥地利的禁止性关税做个总结罢了。德国的工商业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德国的布满世界市场的商行网已如此扩展和如此稠密，以致家里的小邦制度以及国外的无权和无保护状态已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而当德国资产阶级历来所掌握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对柏林议员们实际上投不信任票的时候，这些议员们却还在为兵役期讨价还价！
这就是俾斯麦准备积极干涉对外政策时的形势。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者变成了普鲁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的路易-拿破仑。完全像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换一换场合，真可以在纽约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古耳德家族较量一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错。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狭隘眼界，而在这方面，俾斯麦则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订了一种“拿破仑观念”500——诚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的，——而俾斯麦，我们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式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鲁士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结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如果说，路易-拿破仑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已习惯于在选择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末，俾斯麦从普鲁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别从所谓大选帝侯FN13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忠实于祖国传统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贪欲；而一到看起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时，这种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象征。他的政治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会员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馆中借以逃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惯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议院中毫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鲁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袭来的。但是，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紧要关头往往摇摆不定，譬如在1851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1870年战争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毁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说，在俾斯麦身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在他面前，他们违背理智和良心，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情愿“跳过棍子”。当然，在“没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已经表明，他们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在我们这位勃兰登堡的容克面前已展现了一种光辉前程，只要他有勇气和聪明去干就行了。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由于驱散了资产阶级的议会、但增加了它的利润，因而成了它的偶像吗？而俾斯麦不是也同样有使资产者对假拿破仑深表钦佩的办事才干吗？像路易-拿破仑倾心于他的富尔德那样，俾斯麦不是也倾心于他的布莱希勒德吗？1864年在德国，在由于吝啬而想要缩短兵役期限的议院里的资产者议员同议院外的即民族联盟中的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民族功绩（为此就需要军队）的资产者之间，不是出现了矛盾吗？1851年在法国，在压制总统权力的众议院里的资产者同想要得到安定和强有力政府（不惜任何代价的安定）的议院外的资产者之间，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而路易-拿破仑不是通过驱散议会空谈家并保证资产者得到安定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吗？德国的情况岂不是更有利于进行一次勇敢的打击吗？资产阶级不是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改组军队的计划，资产阶级本身不是强烈地要求有一位能实现它的计划、能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能把各个小邦在普鲁士领导下联合起来的有魄力的普鲁士政治家吗？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太客气的态度对待普鲁士宪法，不得不把议院内外的思想家撇在一边来奖赏他们的功劳，那末，不是也可以像路易·波拿巴那样依靠普选权吗？有什么东西能比实行普选权更民主呢？路易-拿破仑不是曾经证明，——只要处理得当，它就根本没有危险吗？如果资产阶级顽强起来，这种普选权岂不正好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向新兴社会运动卖弄风情的手段吗？
俾斯麦着手干了。应当重复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应当使德国资产阶级明白实际的力量对比，应当用暴力粉碎它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欺骗，但应当实现它的那种同普鲁士的愿望相吻合的民族要求。首先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了采取行动的借口。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基础。1863年，俾斯麦在反对起义的波兰人501的斗争中，由于作了警察式的效劳，已把俄国沙皇FN14拉拢过来；路易-拿破仑也被说服了，他可能用他那心爱的“民族原则”来为他对俾斯麦计划采取冷淡（甚至是暗中促进）的态度进行辩护；在英国，首相是帕麦斯顿，他把矮小的约翰·罗素勋爵安插进外交部做大臣，好让他在那里出丑。可见，奥地利是同普鲁士竞争德意志霸权的，正是在这种勾当中它最不甘心落在普鲁士后面，何况在1850年和1851年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曾经扮演过尼古拉皇帝的刽子手的角色，所作所为事实上比普鲁士还要卑鄙。502可见，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不管俾斯麦怎样仇恨奥地利，也不管奥地利怎样想在普鲁士身上泄愤，可是，在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以后，二者还是只好共同——在俄法两国的默许下——来干涉丹麦。只要欧洲仍然保持中立，胜利预先就有了保证；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两个公国被征服，根据和约被割让。503
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把它从1850年起按新原则训练的并在1860年改组和加强的军队在敌人面前试验一番。这支军队出乎意料良好地显了身手，而且是在各种各样的战争环境中显身手的。针发枪远远胜于前装枪，并且士兵懂得正确地使用它，这一点，已经在日德兰的吕恩比战斗中得到了证明，在战斗中，配置在一道绿篱后面的80名普鲁士兵用连射把比自己多了两倍的丹麦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有机会发现了，奥地利人从意大利战争中和从法国人的战斗方法中只取得了下面一个教训：射击是根本不适用的，真正的士兵必须立即用刺刀冲刺敌人；于是就把这一点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再好不过的事情莫过于敌军在后装枪枪口前面采取这种战术。为了使奥地利人有机会尽快地在实际上体会这一点，和约规定把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纯粹暂时的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使冲突接二连三发生，从而使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在实行传统的普鲁士政策——用冯·济贝耳先生的话说，是“毫无顾忌地彻底利用”有利形势——的情况下，以把德国人从丹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借口，把什列斯维希北部的大约二十万丹麦居民并入德国，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一无所得的人只是德意志各小邦和德国资产阶级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王位候补者——奥古斯滕堡公爵。
可见，俾斯麦在两个公国里是违背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实现了它的意志的。他赶走了丹麦人，他向外国发出了挑战，而外国也没有动一动。可是，刚刚被解放的公国却被当做被征服的国家来看待，它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考虑，奥地利和普鲁士直截了当地暂时把它们瓜分了。普鲁士又成了一个大国，它不再是欧洲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正在完全实现，但是，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路。因此，普鲁士的军事冲突继续进行，甚至越来越不容易得到解决。俾斯麦演出的第二幕就要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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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第一次发表于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2—2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手稿中没有的部分是按杂志译的） |
作者原注
(1) 克里木战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在这个喜剧中，每换一场人们都会问：这一场谁将受骗？可是，这一喜剧是以无数的财富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在战争前夜，奥地利就进军多瑙河各公国；俄国人在奥地利人面前撤退。因此，在奥地利继续保持中立的时候，俄国在陆地边界上同土耳其作战就不可能了。但是，要使奥地利作为同盟国在这条边界上参加战争，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战争成为真正的战争，以便恢复波兰，使俄国的西部边界永远东移。这样一来，普鲁士也就会被迫参加（俄国那时还正在通过普鲁士得到它的全部进口商品）；俄国不论在陆上或者海上都会受到封锁。很快就会失败。但是，这并非各同盟国的意图。相反，它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能免除一场真正的战争的一切危险。帕麦斯顿建议把战场转移到克里木去——这是俄国所希望的，——而路易-拿破仑就很乐意地同意这样做了。战争在克里木进行，可能始终是一场假装的战争，这样，所有主要的参加者都会感到满意。但是，尼古拉皇帝却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忘记了，这个地方对于一场假装的战争是极其有利的，而对于一场真正的战争就非常不利。俄国在防御方面的长处——它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的广阔地区，——在俄国进行任何进攻战时都会变成对它本身不利的反面东西，而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克里木这一方面表现得如此明显。按理要成为入侵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竟成了俄国军队的坟墓，因为尼古拉以残忍而愚蠢的轻率态度把俄国的军团一个个赶往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到仲冬还在赶。当最后一支仓促召募起来的、装备很差的、粮食供应可怜的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二人员（整营整营的人倒毙在暴风雪中），残余部队无力把敌人驱逐出俄国土地的时候，傲慢而愚蠢的尼古拉就可悲地垮台了，他服毒自杀了。从此以后，战争又成了假装的战争，而且很快就缔结了和约。
(2) 当时，这是莱茵河地区的普遍情绪，这种情况，是马克思和我在当地屡次体验到的。顺便提一下，莱茵河左岸的工业家当时常问我：在实行法国的关税税率下，他们的工业将会怎么样。
(3) 1842年，“莱茵报”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普鲁士的霸权问题。1843年夏天，盖尔温努斯在奥斯坦德就对我说过：普鲁士必须领导德意志，但是，为此就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普鲁士必须实施宪法，必须实行出版自由，必须执行鲜明的对外政策。
(4) 甚至在“文化斗争”491时期，莱茵省的厂主也向我诉苦说，他们没有办法把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工人任命为监工，因为这些工人缺乏足够的学校教育。在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
(5) 早在对奥地利战争以前，德国某一个中等邦的大臣曾就俾斯麦的一套蛊惑性的德国政策提出询问，俾斯麦回答说：不管怎么说，他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联邦毁灭。——“怎么，您认为德国各中等邦到那时会袖手旁观吗？”——“你们德国各中等邦将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么一来，德国人将会怎样呢？”——“到那时，我把他们带到巴黎去，在那里把他们统一起来。”（这是上述大臣在对奥地利战争前夕在巴黎叙述的，在战争期间由“曼彻斯特卫报”514驻巴黎通讯员克罗弗德夫人在该报上发表。）
(6) 正是这些属于国民自卫军而不是属于国家因而没有交给普鲁士人的大炮，梯也尔在1871年3月18日下令要从巴黎人那儿偷过来，这就成了起义的导火线，由此产生了公社。
(7) 人们指责路易十四，说他曾在最和平期驱使他的“归并议会”529觊觎不属于他的德国地区。因此，即使出于最恶毒的嫉妒也不能对普鲁士人说什么了。情况恰好相反。普鲁士人在1795年直接破坏帝国宪法而同法国单独媾和530，并且把分界线后头各个同样背信弃义的小邻邦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了第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在此之后，他们就利用了同奥地利结盟的不得不单独继续作战的德国南部帝国官员的窘境，企图在法兰克尼亚实行兼并。他们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它们当时属于普鲁士）按照路易的样子建立了“归并议会”，对一系列邻邦提出了领土要求，相形之下，倒使路易的法律论据成了十分显然令人信服的。后来，当德国人被击退，而法国人进入法兰克尼亚的时候，以拯救者自命的普鲁士人就占领了纽伦堡周围地区，包括直到城墙的市郊在内，并且诱使心惊胆战的纽伦堡庸人签订了一项条约（1796年9月2日），在不许犹太人进入城内的条件下规定该市归普鲁士统治。但是，卡尔大公紧接着又转入进攻，于1796年9月3日和4日在维尔茨堡打败了法国人，于是普鲁士硬要纽伦堡人接受自己的德意志使命这样一种企图也就烟消云散了。
脚 注
FN1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FN2 尼古拉一世。——译者注
FN3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维尔特”。——编者注
FN4 这两处引文，都引自卡·欣克耳的诗“同盟之歌”。——编者注
FN5 引自恩·摩·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FN6 引自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的诗“德国人之歌”。——编者注
FN7 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威斯特伐里亚和帖欣的和约”468。——编者注
FN8 在手稿上，恩格斯在这一行上面亲笔写着：“德国—波兰”。——编者注
FN9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帝国扩大者”（《Mehrer des Reiches》）这一说法，这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的一部分。——编者注
FN10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奥尔西尼”。——编者注
FN11 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资产阶级中等学校”。——编者注
FN12 威廉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皇帝。——编者注
FN13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FN14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FN15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分界线——美因河线”（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
FN16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誓词”。——编者注
FN17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FN18 威廉三世。——编者注
FN19 1869年。——编者注
FN20 威廉一世。——编者注
FN2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FN22 以下直到“俾斯麦已达到目的”（见本卷第513页）以前的各段文字，由于缺少这几页手稿，这一部分是按照“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原文复制的（见1895—1896年“新时代”第1卷第25期第772—776页）。——编者注
FN23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注 释
459 本著作是恩格斯打算写、但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一部分。原先，即在1886年底，恩格斯准备修改并单独出版“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目的是批评杜林的暴力论，并与此相对地阐明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还计划把该著作第一编中有关道德和法的两章——“永恒的真理”和“平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加以修改同上述三章编在一起。恩格斯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叫做“论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决定只出版一个小册子，内容包括上述三章和新加的第四章，这一章把前三章中所说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1848年到1888年的德国历史，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观点来分析这段历史。小册子的书名先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的写作工作，恩格斯大约是在1887年底开始的，一直继续到1888年的最初几个月。可是，他因忙于其他工作，在1888年3月中断了这一工作，看来，他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恩格斯逝世以后，在他的文稿里，在一个标有“暴力论”字样的专门封套中，发现了“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计划写的小册子的未完成的第四章手稿和该小册子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的全部提纲、这一章的没有写完的结尾部分的提纲，以及从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历史、特别是从康·布勒的“现代史。1815—1885”1888年柏林第2版第1—4卷（C．Bulle．《Geschichte der neuesten Zeit．1815—1885》．2．Aufl．，BdⅠ-Ⅳ，Berlin，1888）中所作的年表摘要。
未完成的一章的手稿、前言的草稿和一些准备材料，第一次由爱·伯恩施坦发表在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2—26期上，标题为“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暴力和经济”。伯恩施坦为手稿付印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肆无忌惮地对待恩格斯遗稿的一个例子：伯恩施坦竟不是复制手稿，而是擅自把手稿分成若干篇，给每一篇都按上一个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小标题，编上注释号码，并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添进自己的话。可能是由于伯恩施坦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草率态度，有一部分手稿（见本卷第506—513页）已经遗失。1896年，手稿译成法文发表在“社会发展”（《Devenir Social》）杂志第6—9期上，一起发表的还有“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1899年，恩格斯的著作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单行本，它是完全从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德文转译的。这一著作的不完全的俄译文，于1898年发表在彼得堡的“科学评论”（《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杂志第5期上。第一个同样不完全的俄文单行本，于1905年在基辅出版。在1923年于莫斯科出版的、题为“德意志帝国形成时期的暴力和经济”的版本中，除了第四章的手稿以外，还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曾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为写小册子而准备的材料。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37年版第16卷第1部）中，恩格斯这一著作第一次不是按照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样子，而是按照手稿本身刊载，并从原文中消除了由伯恩施坦所加的一切东西（如分篇，加小标题等等）。并且使标题也按恩格斯的想法作了更改。为写该著作而作的准备材料和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上。
在本版中，除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第四章手稿以外，还发表了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整章的提纲和这一章的结尾部分的提纲，该提纲揭示了该著作中还没有完成的那一篇的内容。——第461页。
460 关于1850年在华沙的谈判，关于当时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结局——见注394。
关于联邦议会——见注232。——第464页。
461 “疯狂年”（《das tolle Jahr》）是德国一些反动作家和历史学家对1848年的称呼。这一用语是从作家路德维希·贝希施坦那里借用来的，他在1833年曾用这一名称出版了一部描写1509年爱尔福特骚动的小说。——第464页。
462 户籍立法（Heimatgesetzgebung）规定了定居在某一地点的国家公民的权利，还规定了贫困家庭从所属乡镇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65页。
463 普鲁士塔勒合1/14马克（重量单位）纯银；1750年，它在普鲁士被采用，十九世纪上半叶（直到1857年），它也在德国北部各邦以及其他一些邦被采用；普鲁士塔勒分为银格罗申、先令和分尼的情况，在德国各个邦里是各不相同的。
金塔勒是自由市不来梅的货币单位，它与德国的其他所有币制不同，一直到1872年还保留金本位；大约等于3．32马克。
“新三分之二”塔勒是通行于汉诺威、梅克伦堡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北部邦的一种银币，大约等于2．34马克。
银行马克（Mark Banko）是汉堡银行用以计算批发商业的一种铸币，在很长时期内被用作国际计算单位。流通马克（Mark Courant）是一种流通铸币；从十七世纪起，就这样称呼票面额一直到0．5马克的银币，它是同金币、小辅币和纸币对立的。
二十古尔登币制（Zwanzig-Guldenfuβ）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20个古尔登或者13+（1/3）塔勒；1748年，奥地利采用了这种币制，巴伐利亚、萨克森选帝侯国、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邦很快也采用了这种币制；在奥地利，这种币制一直存在到1857年。
二十四古尔登币制（Vierundzwanzig-Guldenfuβ）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24个古尔登；从1776年起，通用于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德国南部其他各邦。——第466页。
464 瓦特堡纪念大会是1817年10月18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的发起者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一个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影响下产生的，拥护德国统一的德国大学生的组织。纪念大会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反动统治和拥护德国统一的示威游行。——第467页。
465 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67页。
466 指创立于962年的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1138—1254），它是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其领土包括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部分意大利以及东欧一些由德国封建主所占领的斯拉夫人地区。——第467页。
467 在这里，恩格斯讽刺地套用了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的名诗“德国人的祖国”中的一个叠句，该诗写于1813年，它号召德国人把“只要是说德语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在阿伦特的诗中，这个叠句原来是这样的：“让祖国变得更辽阔”。——第468页。
468 关于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见注278。
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24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充当调停人的俄国，同法国一起又成了条约的保证者。——第468页。
469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1740—1748）占领了西里西亚，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欧洲许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野心，这些领地是在查理六世皇帝死后，鉴于没有男嗣而留给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的。1740年12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亚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而在奥地利军队遭到几次失败以后，它们就公开同普鲁士联合起来。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英国——法国在商业上的竞争者，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奥地利人的有撒丁、荷兰和俄国。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一战争中两次出卖了它的盟国，同奥地利单独媾和（1742年和1745年）；1742年，确认大部分西里西亚归普鲁士管辖，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则确认整个西里西亚都归普鲁士管辖。——第468页。
470 见注238。——第468页。
471 指累根斯堡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最高机关——讨论和批准由法俄两国强加的关于解决德国莱茵河地区领土问题的决议（见注238）一事。——第468页。
472 恩格斯指1859年3月3日（2月19日）俄法两国在巴黎签订对付奥地利的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以法国和撒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对法国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法国答应提出关于修改1856年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问题。可是，到后来，鉴于拿破仑第三不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又由于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使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冷淡了。——第470页。
473 1848年4月10日，住在英国的路易·波拿巴参加了破坏宪章派示威游行的活动，他加入了特别警察部队即所谓特别警察的行列。——第471页。
474 “民族原则”是第二帝国的当权派提出的，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471页。
475 指吕内维尔和约所规定的法国疆域，该和约是法奥之间于1801年2月9日在第二次反法同盟军队失败以后签订的。和约确认由于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结果而扩大的法国疆域，包括对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兼并；和约并且准许法国实际上统治1795—1798年建立的依附于它的巴达维亚、海尔维第、利古里亚和南阿尔卑斯等共和国。——第471页。
476 法国和撒丁（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在战争宣言中，拿破仑第三蛊惑性地答应把它“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通过对外冒险来掠夺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开始于1859年4月29日。在索尔费里诺发生决战（1859年6月24日），奥军遭到失败并退到明乔河，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增长和不愿促使建立统一而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就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城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威尼斯仍然归奥地利统治，伦巴第转到了法国手里，后来法国又把它转交给皮蒙特，以换取萨瓦和尼斯。维拉弗兰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成了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署的最后和约的基础。——第472页。
477 1795年巴塞尔和约是普鲁士在4月5日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因而普鲁士就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出卖了自己的盟国。——第473页。
478 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在1859年以此说明普鲁士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当权派的官方解释，这一政策就在于：既不参与斗争的任何一方，也不宣布中立。——第473页。
479 《Crédit Mobilier》，全名为《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 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473页。
480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474页。
481 在拿破仑法国于1805年7月击溃了奥地利以后，在宣布同德意志帝国断绝关系的德意志各邦组成了莱茵联邦以后，1806年8月6日，早在这以前就接受了奥皇封号（帝号弗兰茨一世）的弗兰茨二世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王位，因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德意志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477页。
482 指主要靠近法国边界的德意志联邦要塞；这些要塞的驻军由联邦中比较大的邦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组成。——第478页。
483 指1848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成立的施瓦尔岑堡公爵的反动政府，这次革命的开端是1848年3月13日的维也纳人民起义。——第478页。
484 根据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倡议，1863年8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旨在由奥地利实际上操纵霸权的德意志联邦的改革草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拒不参加会议；一些次等的邦也不完全支持奥地利，因而会议毫无结果。——第479页。
485 “现实政策”一词是用来说明俾斯麦政策的，那时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第479页。
486 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法国驻柏林的特派公使博沃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469）爆发前的谈话。——第479页。
487 1796年8月5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在柏林签订了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普鲁士国王为了换取许给的领土报酬，就同意法国保持由它的军队所占领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这些领土先前主要属于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宗教公国。在通过唯拿破仑之命是听的所谓帝国代表会议（见注238）解决领土问题时，普鲁士于1803年得到了世俗化了的闵斯德主教管区以及德国西部的其他一些领地作为报酬。——第479页。
488 普鲁士拒绝参加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在1805年组成的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宣布自己中立；1805年11月，它在波茨坦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一旦它在法国和第三次同盟之间进行调停的尝试遭到拒绝，它就要出来反对拿破仑。可是1805年12月15日，普鲁士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它在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地方作一些领土上的小让步，从而换得了汉诺威选帝侯国。在拿破仑战胜了第三次同盟，从而在德国西部和南部确立了霸权以后，普鲁士终于被迫于1806年9月站在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一边参加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6年10月14日，在两个同时进行的会战中，即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消灭，普鲁士邦也被彻底摧毁。——第479页。
489 见注420。——第480页。
490 后备军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扣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26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32岁到39岁的应征人员）则用来担任警备勤务。——第481页。
491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斗争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受普鲁士统治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增长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81页。
492 恩格斯对自由派的讽称，这些人主张把德国变成像瑞士那样一个划分为自治州的联邦国家。——第482页。
493 切希市长之歌是一首讥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讽刺性民歌，来源于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1844年7月26日行刺未遂一事。
冯·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是一首针对天主教士的讽刺性民歌；在民歌中，谈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尔出现的所谓“治病奇迹”的组织者的一套把戏。——第482页。
494 指1848年11—12月的普鲁士政变和继之而来的反动时期。1848年11月1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反革命内阁取得了政权；1848年11月9日，国王下诏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从柏林搬到一个偏僻小城勃兰登堡去；继续留在柏林开会的议会多数派，1848年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政变的最后完成是1848年12月5日的解散议会，以及所谓钦定宪法的公布；根据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并且承认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本身的各别条文。可是，在该宪法中还保留了若干民主成果，特别是普选制。1849年4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了根据钦定宪法选出的议院，并于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在新的众议院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支持下，国王使议院通过了更加反动的宪法，从1850年1月31日起生效。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年12月，曼托伊费尔内阁代替了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在前者执政时期，即一直到1858年11月为止，普鲁士在政治上始终是反动透顶的。——第483页。
495 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害了不治的精神病，他的弟弟威廉亲王最初（1857年）被任命为他的代理人，而从1858年10月起又被任命为摄政。摄政期一直继续到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死的时候，这时，摄政就变成了国王，帝号为威廉一世。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新纪元”实际上给1862年9月上台执政的俾斯麦实行独裁作了准备。——第483页。
496 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议院那里获准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事实上意味着打算进行的改组开始实现。而到了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并要求有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俾斯麦内阁组成。它在同年10月又解散了议会，并且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这一所谓宪法冲突直到1866年才得到解决，在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就向俾斯麦投降了。——第484页。
497 关于1848—1850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和1850年的动员，见注394。——第484页。
498 根据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瑞典同丹麦代表一道签署的关于保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尔施坦公国仍然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归入丹麦；什列斯维希公国则归入丹麦王国，它保留若干特殊权利，但丹麦统治阶级并不尊重这些权利。它们继续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听命于自己；1855年，颁布了一个适用于丹麦王国各部分的宪法，它也被用于这两个公国；只是由于德意志联邦议会施加压力，丹麦政府于1858年才同意霍尔施坦不受宪法约束，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该公国参与国家开支；但是什列斯维希仍然完全留在丹麦王国内。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并入丹麦。——第485页。
499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在奥普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以后，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自己宣布解散。——第485页。
500 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1839）一书。——第486页。
501 1863年2月8日，在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根据俾斯麦的提议，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普鲁士政府代表阿尔文斯累本在彼得堡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两国军队对起义者采取协同行动，甚至规定军队有权越过国境。早在协定签署以前，普鲁士军队就封锁了边境，旨在不让起义者转入普鲁士境内。虽然协定没有被批准，但是协定的签订已大大地便利了沙皇政府对波兰起义的镇压。——第489页。
502 恩格斯指在1848—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当时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一些邦都站在两公国一边（见注394）。奥地利同欧洲其他强国一道支持丹麦君主国，在它们的压力下，普鲁士于1850年7月同丹麦签订了和约，此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就被粉碎了。根据奥地利的提议，1850—1851年冬天，奥军和普军被派往霍尔施坦，目的是加速解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的武装。——第489页。
503 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64年1月16日向丹麦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它把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丹麦的1863年宪法废除。丹麦拒绝接受最后通牒，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到1864年7月，击溃了丹麦军队。法国和俄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按照1864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的规定，两个公国的领土，其中包括住有德国居民的各个部分，被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共有，而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以后，这些领土就完全归并于普鲁士了。——第489页。
504 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1851年6月5日（5月24日）华沙议定书以及1852年5月8日伦敦议定书（见注498）的规定，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国）不可分割的原则。——第491页。
505 对墨西哥的远征是1862—1867年法国最初同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的领土作为自己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涉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1867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491页。
506 “活泼快乐的战争”（《ein frischer fröhlicher Krieg》）这一用语，最初是由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利奥于1853年6月在“城乡人民小报”（《Volksblatt für Stadt und Land》）第61号上使用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军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也采用了这一用语。——第492页。
507 指俾斯麦对1866年普奥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1866年3月初，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德·哥尔茨同拿破仑第三谈判的结果，终于使法国皇帝声明：一旦普鲁士同奥地利进行战争，他将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将支持它在统一德国北部各邦中起领导作用的要求，条件是要给法国以一定的报酬。同时，俾斯麦还在柏林同意大利果沃内将军就意大利和普鲁士共同进行反奥战争一事举行了谈判。在同果沃内会谈时，俾斯麦估计拿破仑第三会知道会谈的内容，就表示：如果法国不阻挠成立普意反奥同盟，他将不反对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领土转让给法国。同果沃内谈判于1866年4月8日结束，签署了一项普意之间关于攻守同盟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一旦战胜了奥地利，就把威尼斯转让给意大利。——第492页。
508 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斯塔德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奥地利一边；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奥登堡和其他德国北部各邦，另外还有三个自由市。——第493页。
509 1866年春天，奥地利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破坏关于共同治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俾斯麦拒绝服从议会根据奥地利的提议而对普鲁士宣战的决议。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普军取得了胜利，联邦议会被迫从法兰克福迁往奥格斯堡，它于1866年8月24日在那里宣布停止活动。——第493页。
510 “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刊登在1866年7月11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βischer Staats-Anzeiger》）第164号上。——第493页。
511 普奥战争结束以后，1866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签署了一项和约。关于普鲁士兼并三个王国和一个自由市，见注233。——第493页。
512 1866年9月，普鲁士众议院以230票对75票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一项法案，旨在解脱政府对宪法冲突时期未经立法手续批准的经费开支所负的责任（见注496）——即所谓豁免责任法。因此，冲突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彻底投降。——第495页。
513 指奥普战争的决战，决战于1866年7月3日发生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凯尼格列茨城（今名为赫腊德茨-克腊洛佛）。萨多瓦会战以奥军遭到严重失败告终。——第495页。
514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497页。
515 关税议会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1866年战争和普鲁士于1867年7月8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代表的顽强反抗。——第497页。
516 美因河是北德意志联邦和德国南部各邦间的分界线。——第497页。
517 卢森堡王朝的皇帝最初只占有一个小小的的伯国——卢森堡，从1308年起到1437年止数度占据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的帝位；同时，这一王朝还占有捷克王位（1310—1437）和匈牙利王位（1387—1437）。——第498页。
518 根据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对奥地利和约，把威尼斯归还站在普鲁士一边参加普奥战争的意大利，但由于普鲁士的反对，意大利所提出的把原属于奥地利的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转让给它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第499页。
519 梅特涅的“地理概念”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用于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一个用语，他在1847年8月6日给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的一个紧急通知中使用了它，后来，他还把它应用于德国。——第499页。
520 伦敦会议是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意大利、尼德兰和卢森堡的代表为讨论卢森堡问题从1876年5月7日至11日在英国外交大臣主持下举行的。按照5月11日签署的条约，卢森堡公国（公爵的封号像过去一样经常由尼德兰国王享有）被宣布为一个中立国，它的中立由缔约国来保证；普鲁士应立即从卢森堡要塞撤出自己的驻军，而拿破仑第三应放弃把卢森堡并入法国的要求。——第500页。
521 见注389。——第501页。
522 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和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几个法国军团。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在这两场会战中得手，使它的司令部能实行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法国军队被驱散，后来又被包围和各个击破。
关于色当会战，见注282。——第502页。
523 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一事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引起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宣布共和国成立。可是，参加这个新组成的临时政府的，除了温和的共和派以外，还有君主派。这个以巴黎军事总督特罗胥为首的政府（它的实际鼓舞者是原先不担任政府正式职务的奥尔良君主派首领——反动分子梯也尔），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投降情绪和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理，并走上了出卖民族和背叛性地勾结外敌的道路。——第503页。
524 “民军条例”是普鲁士在1813年4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了建立志愿军部队（“自由射手”），他们不穿军服，用游击战的方法在拿破仑军队的后方和翼侧行动。一切不属于军队的能作战的男性居民都要应征加入民军。
关于普鲁士军队野蛮地对待法国的自由射手一事，见恩格斯的“战争短评”一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76—180、214—218页）。——第504页。
525 恩格斯指德国军队同布尔巴基指挥下的法国东方军团于1871年1月15—17日所进行的埃里库尔（在伯尔福附近）会战，东方军团进入佛日山脉东部地区，以便在那儿对围困巴黎的德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进行侧击。东方军团的进攻被德国人击败了，它不得不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它被紧逼到瑞士边界，被拘禁在瑞士境内。在实行这种退却期间，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于1871年1月28日同俾斯麦签署了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第504页。
526 指普鲁士1848年三月事件中的下面一件事情：柏林3月18日人民起义胜利以后，起义者于3月19日早晨强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皇宫阳台，要他向阵亡的街垒战士的尸体脱帽致敬。——第505页。
527 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在1871年1月28日签订以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军事行动就没有再起。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投降派统治集团于1871年2月26日匆忙地按照俾斯麦规定的条件签署了初步和约。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最后和约，确认由德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五十亿法郎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第506页。
528 根据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定，虽然亚尔萨斯成了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斯特拉斯堡仍然留在德意志帝国版图内。按照路易十四于1681年9月30日发布的敕令，法国军队占领了属于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市。以菲尔施坦堡主教为首的斯特拉斯堡天主教派欢迎归并于法国，并促使对法国人采取不反抗行动。——第506页。
529 “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1679—1680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来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此后即由法国军队进占这些领土。——第506页。
530 见注477。——第506页。
531 指奥地利和法国于1735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结束了所谓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的初步和约；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和奥地利支持萨克森选帝侯（从1734年起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王位继承人，而法国则支持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根据和约的条件，路易十五放弃了让自己的岳父取得波兰王位的要求，并向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了其他一系列让步，以便把洛林公国（在这以前统治该公国的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得到托斯卡纳作为补偿）换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而该公国应于他逝世以后转交给法兰西王室。初步和约的条件最后由1738年的维也纳和约固定下来。——第507页。
532 指北意大利的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所组成的极其坚固的筑垒阵地。关于作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进行统治的堡垒的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作用，见恩格斯的著作“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247—299页）。——第510页。
533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510页。
534 在改组德国武装力量法案的讨论期间，俾斯麦在他的1888年2月6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中，坚持有必要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威力，实际上承认有可能产生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反德同盟，然后就百般赞扬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德政策，把这一政策同当时俄国报刊上进行的反德运动对立起来。——第510页。
535 1886—1887年冬天，俾斯麦利用对法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和报刊上掀起的关于“战争威胁”的叫嚣，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大大扩充军队和批准今后七年军事预算的法案。大多数议员都拒绝通过俾斯麦所要求的七年预算，而只限于三年，于是帝国国会被解散。在1887年2月21日的选举中，表示支持俾斯麦的各个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得到了多数票，它们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成所谓“卡特尔”。新的帝国国会批准了俾斯麦所要求的预算。——第513页。
536 恩格斯指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国皇帝一事。——第513页。
537 指1873年5月在德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以前，工业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狂热的创业活动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第515页。
538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516页。
539 指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1869年在爱森纳赫举行了成立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工人阶级的全德政治性组织，但它是受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的，他们力图把工人运动导向改良主义道路，他们反对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支持俾斯麦实行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政策，并企图同他达成协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的，是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该党曾加入第一国际。尽管它的纲领有一系列错误的论点，但整个说来它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基地上的，它在统—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还是实行革命无产阶级路线的，它揭露拉萨尔派首领的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国工人有要求合并的愿望的影响下，同时由于拉萨尔派组织中的普通成员对自己首领的教条和策略感到失望，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党，这个党在1890年以前一直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就克服了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状态。可是，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党的纲领却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判。在哥达种下的思想上的妥协，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进一步加强。——第517页。
540 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君主专制集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派，他们耽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517页。
541 见注231。——第517页。
542 关于南德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是在1870年11月签订的。条约规定对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作若干修改，使加入联邦的各邦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
在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根据上述条约给予南德若干邦的特权得到了确认。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还保留了烧酒和啤酒的特别税以及管理邮电的特权；巴伐利亚除此以外还在管理自己军队和管理铁路方面保留了某种独立性。——第520页。
543 根据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520页。
544 见注494。——第521页。
545 陪审员法庭是德意志帝国的最低级的法庭，1848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自1871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革命前的陪审员不同，他们不仅确定被告的罪行，而且同法官一道规定惩罚的办法；执行陪审员职能，要求一定的年龄条件、定居期限以及相当数量的财产。陪审员法庭受理较轻的罪案。——第524页。
546 是指1872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乡镇设立选举产生的乡镇长、在县长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县议会，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产生的职位，实际上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524页。
547 指英国的地方行政改革，改革法案于1888年3月由索耳斯贝里政府（1886—1892）提出，于同年8月由议会通过。根据这一改革，郡长的职能转交给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征税和地方预算等等的郡参议会。凡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一切人以及年满30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保守党政府企图通过实行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转移广大阶层对用于军队、舰队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费用日增的注意。——第525页。
548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它反对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教皇至上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第526页。
549 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王国军队开进了在这以前处于教皇权力之下的罗马。根据教皇国10月2日举行的投票（在投票时，绝大多数居民都赞成合并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宣布把这一地区划归意大利王国版图。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废除了。1871年通过的“保障法”把教皇的国家主权仅限于梵蒂冈和拉特兰宫以及城外府邸的范围以内。针对上述一切，教皇把夺取罗马的策划者革除出教会，拒绝承认“保障法”，并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延续了多年之久的冲突，一直到1929年才得到正式解决。——第526页。
550 指帝国国会中波兰人和亚尔萨斯人的议员小团体以及1866年以后在汉诺威形成的分立派，该派成员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汉诺威君主国，这个王朝在1866年汉诺威合并于普鲁士以前一直占据那里的王位。——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