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们在哪里呢?他们岂能眼看着无辜鲜血汇流成河而不设法调解一下吗?想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华施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马上去见他。这大概是4月17日的事;不过,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给莱昂斯勋爵的信中查出来,因为我在当天就给他写了信。当我动身去华施贝恩先生官邸,穿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许多救护马车,满载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弹在凯旋门周围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许多无辜者。
到了歇奥街95号,我就问看门人,去见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领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丝不差地说明你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户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户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贫寒的工匠;把他们隔开的楼梯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我在上楼的时候,没有看见穿红色便服和长筒丝袜的健壮的仆人,我就想:‘是呀!美国人是不乱花钱的,而我们简直是铺张浪费。’
走进秘书的房间时,我问华施贝恩先生在不在。‘您想见到他本人吗?’——‘是的。’秘书通报了我的来访,于是我被领去见他。他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读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继续坐在那里,没有放下报纸。在一个人们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贝恩先生说,要是我们不设法进行调解,那从我们方面说来,是不人道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义务试一试;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别有利,因为当时普鲁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赛对问题作最终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贝恩先生回答说:‘
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让他们放下武器吧!’我反驳说,国民自卫军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侮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预,所以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莱昂斯勋爵合作。华施贝恩先生说:‘这些凡尔赛人什么也不愿意听。’我说:‘如果他们拒绝,那他们将负道义上的责任。’华施贝恩先生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见莱昂斯勋爵吧。’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贝恩先生。我发现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没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情。当考莱勋爵任我国驻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谈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贵族式的语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同时也劝莱昂斯勋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责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信,只要不列颠政府不愿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骂,它就不能对像克拉马尔车站和木兰-萨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视之,更不用说讷伊的惨状了。莱昂斯勋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说,他已把我的信送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愿意转交我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其它有关报导。当时情况对于进行调解特别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致于发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颠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如何这不是莱昂斯勋爵的过错。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华施贝恩先生吧。5月24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普勤林荫道;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见是霍萨特博士,他站在华施贝恩先生旁边,华施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马车上,周围围了一大群美国人。寒喧之后,我就同霍萨特博士谈起来了。话题很快就转到周围发生的可怕事件;华施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说道:‘
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们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
同情公社,但我没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贝恩先生嘴里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
重复这一句残忍的话时,他还有时间去救大主教哩。”
275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这篇宣言曾用英文发表于1871年8月19日“东邮报”第151期,1871年8月5日美国报纸“工人卫报”,1871年9月9日“国民旗帜”以及1871年9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0期(总第12期);曾用德文发表于1871年7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60号;曾用法文发表于1871年7月19日“自由”第88号;曾用西班牙文发表于1871年9月18日“解放报”第14号。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挠对华施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第411页。
274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在1835年至1924年发行于纽约。——第411页。
275 指华施贝恩实际上拒绝影响梯也尔政府并促使它同意巴黎公社的这一建议:用公社为回答对公社社员的枪杀而逮捕的达尔布阿大主教及其它人质来交换被凡尔赛人监禁在狱的布朗基(见本卷第381页)。大主教被处死后,华施贝恩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伪善地利用巴黎公社为制止凡尔赛人的恐怖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这一措施,来诽谤巴黎公社。——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