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状况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9年1月11日于柏林

　　你们当然知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Wo　nichts　ist，hat　der　Kaiser　sein　Recht　verloren》）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的支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Weltgeist》〔“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普鲁士运动的第一阶段以大选告终，第二阶段以议会明天开幕开始。同时，我在前几篇通讯FN1中就这个国家的状况所做的估计（我从寄给我的一批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上看到，许多美国的条顿子孙剽窃了我的这些看法，而对他们的高见的来源未做应有的说明），已经完全为拖着懒散步伐进展的局势所证实了；说到这局势，我简直不能说它是在进展，而是最好像人们永远记得的那位迂腐的约翰逊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所会说的那样，说它是用腹部贴地，不用脚，而像虫子一样地蠕动。德国的里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都长；但德国人用以计程的步子却短得多。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在他们的神奇故事里总是幻想有这样的宝靴：它能使穿着它的幸运儿一步跨出一里远。
　　人们对这个国家过去十年的历史的评论一向是很片面的（这是德国人最爱用的字眼，他们都像布利丹的烦琐动物一样，为了面面俱到，以致总是停步不前），所以我们不妨谈一些一般的看法。当那位缺乏头脑的国王初登宝座的时候，他满脑袋都是浪漫派的幻想。他想既当禀承天命的国王，同时又当人民的国王；既维持万能的官僚政治，又在自己周围拥有一批独立的贵族；既当和平的使者，又当兵营的统帅；既提倡中世纪式的民权，又抵制现代自由主义的一切热望；既复兴宗教信仰，又夸耀他的臣民智力高度发展，——总而言之，他想既扮演中世纪的国王，同时又作为普鲁士国王这样一个十八世纪的怪胎来行事。但是从1840年到1848年，所有一切都与此背道而驰。Landjunker〔容克地主们〕本来寄厚望于“政治周刊”的戴王冠的撰稿人447（“政治周刊”当时天天鼓吹必须给普鲁士那种借助教书先生、军曹、警察、税吏和饱学官僚来实行的平凡无奇的政治制度中加进富有诗意的贵族统治），但是只得满足于国王的暗中同情，而得不到他的实际让步。资产阶级还太软弱，不敢进行积极的活动，只得跟随在黑格尔门徒所领导的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后面。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没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纪神秘主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鲁士来的“肤浅的”唯理论。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最后，那位浪漫派国王本人毕竟和他所有的前人一样，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枉费心机企图用过去时代的美妙情感加以点缀的那个最平庸的官僚政府的工具而已。
　　革命，或者毋宁说是它所产生的反革命，把整个局面彻底改变了。Landjunker从国王个人的奇怪想法中取得了实际利益，把政府不只抛回到了1848年以前，1815年以前，而且甚至抛回到了1807年以前所处的状况。羞怯的、浪漫主义的想望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普鲁士上议院；死手权448恢复了；地主裁判权在庄园里空前盛行；免税又重新成为贵族的标志；警察和政府官员在贵族面前要毕恭毕敬；一切高官要职都奉献给土地贵族和阀阅名门的苗裔；旧派的开明官吏都被扫光，而代之以俯首听从食利者和地主的奴才；革命所争得的一切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宪制代议权——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只是作为贵族阶级的特权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说在过去的时期资产阶级扶植了哲学运动，那末现在贵族已把它连根铲除而代之以虔诚主义。凡是开明的教授都被赶出大学校门；viri　obscuri〔蒙昧主义者〕、亨格施坦堡、施塔尔tutti　quanti〔之流）掌握了普鲁士所有的教育机构，从乡村小学校起直到柏林的高级师范学院为止。警察和行政机构不是被摧毁了，而是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连工业自由也遭到攻击；由于专利权制度变成了一种庇护、恫吓、贿赂的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大城市的手工业者又被重新赶进行帮、行会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属于过去时代的陈旧形式之中。这样，国王在他专制统治的头八年里梦寐以求而不得实现的那些最大胆的幻想，由于革命而全部实现了，并且在1850―1857年这八年期间，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可以感觉得出的现实。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觉，反革命打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样，资产阶级就被赶回去干他们唯一在行的事情——商业和工业，而且我认为，在最近十年当中，相对地说，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这方面都没有获得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那样巨大的进步。如果你十年以前到过柏林，现在你会认不出它来了。它已经从一个严肃的阅兵场变成了喧闹的德国机器制造业中心。如果你乘车到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去走一遭，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郎卡郡和约克郡。普鲁士虽然还抬不出一个伊萨克·贝列拉来自夸，但它却有成百成千个梅维森，他们控制着各种各样的Crédits　Mobiliers28，这种银行在普鲁士比德意志联邦议会中的王公数目还要多。
　　拚命追逐财富、向前进取、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尤其是向股份公司投资和做股票投机生意，这样一股狂潮盛极一时，社会上所有各个阶级，从农民起直到一度位列reichsunmittelbarer　Fürst449的头戴王冠的国君，都沾染上了这种风气。所以，你们看到，资产阶级为自己所处的巴比伦俘虏的境遇而哭泣、而垂头丧气的时候，正是他们变为国内的实际力量，而高傲的贵族从骨子里变成唯利是图的、做银钱生意的股票投机家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个表明思辨FN2哲学如何变成商业投机的例证，那就请看1857年的汉堡。难道这些善于思辨的德国人那时没有表现为讹诈舞弊的能手吗？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这种上升运动（它是靠物价的普遍上涨，因此也是靠官僚统治者固定收入的普遍下跌而加强的），自然伴随着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人阶级的集聚。过去八年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是在全欧洲到处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这样突出。这个现象还需要什么解释吗？我可以简单地回答：看一看那些昨天还是穷光蛋今天却是百万富翁的人吧。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工人阶级的集聚，在普鲁士最近十年当中是跟资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发展起来的。
　　虽然我还没有结束我的Rundschau〔综合观察〕（“新普鲁士报”这样称呼这种回顾式的评论），可是这篇通讯现在就该寄出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月11日
载于1859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652―660、681―684页。——编者注
FN2 原文为speculative，这个词还含有“投机”的意思。——译者注

注  释

28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Crédit　Mobilier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24、218、257、313、379、464、521、541、689、699、729页。
447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出版于1831年至1841年；该报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庇护。——第727页。
448 死手权是中世纪的封建主在农奴死后接收其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际上农奴所占用的土地和财产在他死后留在他的继承人手中，所以继承人应以实物或现金向封建主缴纳一笔极沉重的贡赋，即所谓死手（mainmorte）。——第728页。
449 Reichsunmittelbarer　Fürst（帝国直隶诸侯）是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存在时期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德意志邦君。当时普鲁士国王也属于这类邦君。——第7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