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金融危机

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1856年10月3日于伦敦
　　大约发生在1847年秋而延续到1848年春的欧洲普遍商业危机，是由伦敦金融市场的恐慌开始的。这次恐慌开始于1847年4月底，到5月4日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金融交易都停止了，但是从5月4日起，紧张局面开始缓和下来，因此商人们和记者们就互相庆贺这次恐慌是纯粹偶然的和暂时的。然而没有过几个月，就爆发了商业和工业危机，金融恐慌对这次危机来说，只是一种预兆和先声。
　　现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风潮。但是这里并不完全相似。目前的恐慌不像1847年那样由西方向东方发展，由伦敦开始经过巴黎到达柏林和维也纳，而是由东方向西方发展。它开始于德国，从那里向巴黎蔓延，最后到达伦敦。当时，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使恐慌具有地方性，而现在，蔓延之迅速立即表明它具有普遍性。当时，它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左右，而现在，它已持续了三个星期。当时，只有少数人看出这种恐慌是普遍危机的先声，而现在，除了那些读着“泰晤士报”，想像他们是在创造历史的英国人以外，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当时，甚至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1825年和1836年危机的重演，而现在他们却相信：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扩大了的1847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的1848年革命的再版。
　　欧洲上层阶级的惊慌不下于他们的绝望。从1849年年中起，他们完全是左右局势的人，只有战争FN1才是他们社会观中的唯一阴影。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或者被认为结束的时候，他们到处遇到的情况就同英国人在滑铁卢会战和1815年缔结和约以后遇到的情况一样；当时代替战bulletins〔报〕出现的是关于农业和工业遭到困难的报道。为了拯救自己的财产，当时他们采取了所能采取的一切办法来屠杀群众和镇压革命。而现在，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就是财产关系上的革命的工具，而且是比1848年的革命者所想的革命规模大得多的革命的工具。他们正面临着普遍破产的形势，他们知道，这种破产将在巴黎借贷资本的巨大中心的付款日发生。1815年，英国人在“向来忠于职守的人”卡斯尔里自杀以后，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疯子，而欧洲证券投机商人们在波拿巴的脑袋没有掉之前就开始问自己：波拿巴究竟什么时候曾有过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所有的市场上都充斥着进口货；有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甚至连过去从来没有染上这种疾病的人，现在也卷入了投机倒把的漩涡；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躲过这个漩涡；各国政府耗尽了本国纳税人的能力。在1848年，直接引起革命的事件都是纯粹政治性的，例如：法国的改革宴会，瑞士的宗得崩德之战，柏林的联合议会中的辩论，西班牙的婚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纠纷62，等等，并且当革命的士兵——巴黎的工人宣布1848年的革命为社会革命时，革命的将军们也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感到意外。而现在则相反，还在政治革命宣布以前，大家都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而且是这样的一种革命，它不是由工人中间的秘密社团的密谋引起的，而是由属于统治阶级自己的各种Crédits　Mobiliers公开实行的鬼蜮伎俩引起的。因此，欧洲上层阶级除了惊慌之外，还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本身，只不过有助于在1857年创造物质条件来实现曾经仅仅存在于理想中的1848年的倾向。由此可见，从1849年年中起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时期，是历史赐给欧洲旧社会的一个纯粹的喘息时机，使它能够最后一次集中地显示自己的一切倾向。在政治上是崇拜刀剑，在道德上是普遍败坏以及伪善地恢复已经破除的迷信，在政治经济上是不花力气生产而狂热地追求发财致富，——这就是1849―1856年这段反革命狂欢暴饮的时期内这个社会所表现的倾向。
　　另一方面，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末，从1849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我们说过，欧洲当前的金融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波拿巴的报纸就抓住这一点，企图使人相信他的制度同造成这次恐慌没有丝毫关系。
　　巴黎的“立宪主义者报”63写道：“政府甚至在和约缔结以后，还力图抑制企业家的事业心，推迟实行某些新的租让并禁止依靠交易所实现一些新的计划。不幸，别的它再也做不到了，它不可能防止一切无节制的行为。但是这些无节制的行为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如果说，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法国市场上产生的，那当然只是较小的一部分。我们的铁路公司出于竞争的情绪可能太匆忙地发行了本票，其收入预定用于扩大铁路网。但是，如果没有大量企业突然在国外出现，这也许不会引起困难。特别是没有参战的德国，轻率地把注意力全放在各种企业上。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只得借助于我们的资源，又因为官方的市场不对它开放，我们的投机家就向它开放了黑市交易所。这样，法国就成了世界主义的投机活动中心，这种投机活动可以靠牺牲本国的民族利益而使别国发财致富。结果我们的金融市场上资本的供应减少了，而我们的有价证券因买主少而跌价，在有那么多的财富和繁荣的因素的情况下，这种跌价使得公众莫名其妙。”
　　我们举出了帝国官方胡说的欧洲恐慌的原因的例子，同时，也不能不举出在波拿巴制度下允许存在的反对意见的例子。
　　“国民议会报”64宣布说：“可以否认危机的存在，但是，如果注意一下不久前我们的铁路收入和以商业期票抵押的银行贷款的减少以及今年头七个月的出口税减少2500万法郎，那末不能不承认，繁荣的状况是略有消退的。”
　　总之，从1849年的反革命时期起，德国的资产阶级的一切积极人士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上，就像德国的思想界为了自然科学而放弃哲学一样。德国人由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在战争期间积累的资本相当于他们的邻居法国人在战争中所失去的资本。法国的Crédits　Mobilier看到德国人的这种情况，看到他们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和资本的积累以后，放下架子承认了德国人是自己合适的业务对象，因为波拿巴同奥地利的消极联盟已经使这个公司的注意力转移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未经考查的地方去了。但是，Crédits　Mobilier做出了榜样，在德国开始了投机活动以后，对于在它自己推动下建立的投机企业和信贷企业的大量收入，自己都感到惊奇。在1855―1856年，德国人承袭了法国Crédits　Mobiliers的完全现成的欺诈法规，就像在1831年他们承袭了法国的现成的政治宪法65一样。如果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看到莱茵河对岸造了规模大一百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会感到惊奇的话，近十年来的法国人看到德国有62个国民议会，而他们本国，非常勉强地才产生了一个，也同样会感到惊奇。归根到底，德国完全不是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全部问题只在于集权制在这个国家里是分散的，因而不是存在一个中央，而是存在许多中央。所以，这个国家完全适合于在最短期间和在一切方面开始采取Crédits　Mobilier教给它的各种鬼蜮伎俩，就像巴黎的时装在德国比在法国流行得更快一样。这就是这次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并在那里蔓延最广的直接原因。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谈到这次恐慌本身的经过并考察它产生的直接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10月3日
载于1856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83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脚  注

FN1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注  释

62 指1847年7月―1848年1月法国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一运动是1848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联邦议会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联合议会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是在1847年4月11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拒绝对借款作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
　　西班牙的婚姻——见注40。
　　马克思把当时统治着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丹麦同德意志联邦之间的长期斗争叫做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纠纷。1848年革命前夕，在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间发生了反对丹麦和这两个公国实行统一宪法的运动，宪法草案是1848年1月28日颁布的。这个运动就其目的来说，是分立运动，没有超出温和自由派反对立场的范围，是为了在德意志北方再建立一个德意志邦——反动普鲁士的卫星国。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情况起了变化。在德意志的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革命的、解放的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从丹麦分离出来的斗争成了德意志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德意志国家的民族统一的斗争的组成部分。——第60页。
63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61页。
64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第62页。
65 法国1830年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推动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德意志的许多邦（不伦瑞克、萨克森、库尔黑森等）宣布了宪法。但是，正像法国的新宪法（“一八三○年宪章”）是资产阶级上层——金融贵族同土地贵族的妥协一样，德意志邦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同君主制和贵族的妥协。——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