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工厂制度。工人状况]

  [XIX—1223]在考察工厂在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时,始终应该区别出下列三种原因:这种增加(a)或是由于使用机器的现有工业扩大了(例如棉纺厂);(b)或是由于迄今仍然进行手工业生产的领域从属于机器生产了(特别是,当某种生产如棉纺或棉织由机器进行时,这种机器生产会逐渐推广到纺和织的一切形式);(c)最后,或是由于某些用机器生产的部门进入工厂生产之列,而这些部门以前是不属于工厂的,并且是用手工方法经营的。例如,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中联系上述附表(在这些《报告》中自然没有1861年的材料)写道:
  [XIX—1224]“棉纺织工业中机械织机数的增长〈从1838年往后〉是生产扩大的结果,而不是从前只用手工生产的某种织品现在使用机械力来生产的结果〈可见,这是a项的例证〉;但是,在其他工厂中我们发现,生产地毯、 绦带和麻布的织机现在却使用机械力,迄今为止机械力的这种使用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这三种产品来说,为了使织机适于使用蒸汽力, 曾需要进行复杂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改革〈后面这一点是b项的例证〉。”(同上,第16页)
  “在‘精梳机’,尤其是‘ 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 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 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极为普遍的是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少得多,所以 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同上,第16页)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男子人数 的增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梳毛机的采用,现在‘梳毛’过程十分普遍地在工厂内进行〈可见,这是c项的例证〉;而毛纺织厂在业男子所占的比例大,则是因为 上浆和加工整理工厂使用的材料笨重,因而工作繁重。”(同上,第19—20页)
  “数字表明,从1835年起,在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在精梳毛纺织厂,他们的数目却逐渐增多了。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减少的原因应该是,现在迅速地推广使用机器, 完全排挤了童工〈这是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结果〉。目前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的增加,不是由于对未成年劳动的需求增长了,而是近20年来 精梳毛纺织生产大量发展的结果……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多——他们的数目比棉纺织厂多一倍——,而亚麻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少。”(同上,第19页)
  因为只有丝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是我们在对比1856年和1861年的材料时发现的在业工人数绝对(不仅是相对)减少的工厂,所以这一事实值得更仔细地考察。
  不过,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再从上述报告中摘引关于机器推广,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使用机械力的机器推广方面的说明如下。
  “把机械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 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 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 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 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XIX—1225],这种改良有时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同上,1856年10月31日的报告第15页)
  同一报告中还说:
  “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没有像‘ 珍妮’ 纺纱机和翼锭精纺机那样, 在生 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 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如此大的 改变。(”同上,第15页)
  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XX—1255a](α)首先,这里应该撇开关于利润的一切考虑。凡是在商品价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无论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而每当作为机器的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上去的价值部分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追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时,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因为一旦机器代替劳动,不言而喻,分摊到单个商品上的只是较少量的活劳动,或者说,较少量的活劳动会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或比以前多的商品量。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单个商品的价格就降低了,因为它=在商品中消耗掉的机器价值+追加劳动的价值;一定量的活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越大,追加劳动的价值就越小。这里不必说原材料的价值,因为对于新旧两种生产形式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原材料是作为既定量的价值进入这两种生产形式的。
  但是,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按其价值来说]并不大于较昂贵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换句话说,如果同一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活劳动)会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那么,这数量多一倍的商品现在的价值就只等于这个数量的一半以前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机器使商品变便宜,这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和过去一样,剩余价值仍然=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但是,因为——使用机器的结果——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所以,这个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总量也减少了。这样,剩余价值要保持不变,就应该相对地增长,也就是,?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应当有比以前大的部分构成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较少量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应当和以前较大量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那时,剩余价值仍然不变,但相对来说,它还是增长了,因为工资降低了,从而可变资本也减少了。现在剩余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有较大的部分,这只意味着,必要劳动即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缩减了。尽管剩余价值相对地增长,并且工资降低,但资本家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并不比以前多,因为剩余价值率仅仅是按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的;这样,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的乘积,仍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资本既定的情况下,为了让机器的应用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必须绝对地增长,就是说,工人人数少了,但他们完成的剩余劳动量不仅应当和以前工人人数多时一样,而且应当比那时更多。
  然而——撇开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不说——工资下降,只是因为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较便宜的商品进入工人消费,从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变得便宜,即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因而表现为价值较低[XX—1256]的工资。
  但是,第一,很清楚,这种由机器引起的工资下降,并不是和采用机器同时发生的,而只是逐渐形成的;然而,一旦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值上普遍降低,剩余价值就不仅在采用机器的部门中,而且还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增长起来,因为构成劳动能力价值的一个要素普遍减少了。在未采用机器的部门中剩余价值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因为这些部门使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但付给他们的工资却比以前少了。可见,这不可能是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动机。
  第二,在某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机器只是使自己特殊的产品变便宜;不过,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项目进入劳动能力的价值或进入工人的消费;这种产品只是根据它形成工人生活资料的要素的比例来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劳动能力的贬值——或者说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与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比例,或减少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不成比例。
  第三,然而,很清楚,在采用机器后——因而是在采用机器的那些生产部门——,数量较少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只能绝对地增长到一定的限度,或甚至可以等于采用机器以前数量较多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比如说,假定一个工作日=12小时,而机器用2个工人代替了24个工人,原来剩余劳动是1小时,那么,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就=24小时,或2个工作日;因此,这也就等于现在2个工人提供的包括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在内的总劳动量。机器越是大幅度地减少一定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就越不可能使余下的那部分工人比被排挤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量,或和被排挤工人提供一样多的剩余劳动量,无论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
  但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首先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所以,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要机器还没有在该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即使低于社会价值,仍然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工人的劳动表现为高于平均劳动的较高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所以,实际上,对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来说,数量较少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更多。
  假定2个工人代替了12个工人。这2个工人生产的和12个工人生产的一样多。12个工人每人应当劳动1小时的剩余时间,因此,全部剩余劳动时间是12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按原有的全部劳动时间24小时(其中22小时是必要劳动,2小时是剩余劳动)+被排挤掉的10个工人的全部剩余时间10小时来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产品中的原料价值量仍然不变。假定每年进入产品的机器损耗(为了进行对比,还必须从产品中扣除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损耗)=排挤了10个工人的机器的1/10。185以前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总额等于12×12小时=144小时+原材料+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损耗。用机器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总额则=24小时+10小时+120/10=12=46小时。因此,单个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可以不去考虑原材料。可见,从24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资本家获得12小时剩余价值。186换句话说,2个工人每人给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都和以前6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结果就等于资本家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6小时,他用半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就购买整整一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势,也就是,迫使原来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2个工人比如说劳动16或17小时。由于机器的特点,这一趋势获得了各种可能的实现条件,并且除了上述动机外,这种趋势又引起了新的动机,这个新的动机在以后(在谈到利润的时候,并且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决定)再加以论述。
  [XX—1257]一旦本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从而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了,那么,用绝对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加由于工人人数减少而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的上述趋势,自然就会增强,从而,从人数已经减少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绝对劳动量的趋势就会增强。
  一旦这种趋势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正常的工作日确立了,就会产生增加劳动强度和把这种强度较大的劳动当做高于简单劳动水平的劳动使之增殖的趋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187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如,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求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说。188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能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平均工资的价值降低了,而只是工资降到工资原有的平均水平以下(表现为使用价值量),即平均水平本身降低了,也就是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下列各点是属于这里研究的问题: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工资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可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可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能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成年的一家之主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能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必要劳动+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能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能力的总量就贬值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的是用机器来操作的工人。以后我们将谈谈那些不得不同新的机器工人或在已改进了的机器上操作的工人进行竞争的工人。(1)
  (β)现在我们还必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机器的作用同分工和简单协作的作用有多大差别;第二,机器对被它所抛弃、所排挤的工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劳动的结合的特点是:它们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从而也减少了生产一定量商品(以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过,只有在机器生产中和在以使用新的发展的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才能用一部分不变资本(重新成为劳动资料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去代替工人,并且工人过剩的形成,普遍地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和有意识的趋势,大规模发生作用的趋势。在这里,过去劳动表现为代替活劳动或减少工人人数的手段。在这里,人的劳动的这种减少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
  (实际上,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商品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劳动能力再生产的要素时,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在最初阶段,在普遍采用机器以前,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XX—1258]是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有差别的,由于单个资本家把这一差额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只有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工人才把资本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当做与工人本身,即与活劳动相对抗的原则,而开始同它进行直接的斗争。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在实行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类现象的。相反,工场手工业范围内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我们在这里从行会和中世纪劳动组织方面看到的唯一反对措施是: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不是师傅的单纯商人则根本不准使用工人。这种反对措施的矛头本能地指向唯一可以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基础——也就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师傅的指挥下进行协作——,同样,也指向大规模生产,虽然这种大规模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力,以及活劳动的贬值或甚至被过去劳动的产品所代替,所有这些在这里还不可能被意识到。
  分工和简单协作从来不是直接建立在取代劳动或造成工人过剩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器或机器体系。的确,这样就造成了劳动的相对过剩。例如,如果有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有30个工人劳动,他们所生产的锁比30个独立劳动的锁匠所能生产的多x倍,那么,这时不仅独立劳动的锁匠将在他们不得不与手工工场竞争的地方被排挤,而且要增加锁的生产,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按比例增加锁匠的人数了。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前一种形式较为少见,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出现的,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要开始发展的时候。更晚一些时候和机器一起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即使还只能局部地使用机器,但却以使用机器为前提,这种工场手工业是以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和不断更新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亚·斯密还能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工人人数的增加看成是一回事。(见有关引文189
  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终是,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了,因为劳动量减少了,或者说,同一工人人数所生产的东西更多了(从而在扩大生产时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对减少了),但同时,为了造成生产力的这种相对提高,必须使用更多的工人。在这里,可以觉察得到的和看得见的形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而不是所使用劳动的绝对减少,因为,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这尤其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要、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
  在这里,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只是由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并且根本上是由于工业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手工业和农业的家长制生产分开了。但是,在这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的基础,始终是工人和工人专门技艺的提高。当然,在与工场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农业一开始就造成了机器生产[在工业中]所造成的同样后果,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实质上只是由于在这里(无论是在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场合,或是在使用优良的工具和马匹的场合)也和在机器生产中一样,过去劳动成了代替和减少活劳动的手段。
  [XX—1259]机器,相反:
  在以机器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地方,当然谈不到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能发生在机器已经推广,即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论我们把这些新部门的产品同机器排挤了人的劳动而生产的商品相比,或者同取代了原先完全用手工劳动生产的商品的那些商品相比,这些新部门的规模都是微不足道的。
  最先使用机器的总是那些原来使用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而机器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一般生产方式的革命。机械工厂一旦建立,不断地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这种改进,或者使工厂中那些尚未从属于机器体系的环节受机器体系的支配,或者减少在业工人人数,或者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最后,或者比工场手工业更大程度地(因此工人是直接感觉到这点的)提高同一数量的工人的生产力,从而相对地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做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能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循环——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当做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中,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算的是如何通过占有一定量的必要劳动来获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成为完全的矛盾,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能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或者在整体上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
  前面190已经指出,资本如何因此在实际上——违反自己的意愿——减少一定资本可以生产的剩余劳动量。而由此又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迫使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真正在机器上操作的工人去完成最大数量的绝对剩余劳动,也就是扩大绝对工作日。
  因此,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们191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在这里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
  (γ)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长和使他们的劳动能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能力,这一劳动能力由于机器[的采用]而成为过剩的;这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这些工人生产商品的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已不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的劳动在16—18小时中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XX— 1260]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只要6或8小时的劳动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一切正常界限,同时劳动时间的报酬减少了——因为价值是由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这些工人就同机器展开斗争,并且一直斗到自身被毁灭。(见补充笔记本中关于织布工人的例子192。)
  可见,机器一方面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无论是从机械工厂本身中抛出,还是从手工业企业中抛出,——另一方面机器还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因为,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
  在罢工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应用和发明机器是为了同活劳动的要求直接相对抗,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见李嘉图关于机器和活劳动之间不断对立的论述193。)
  因此,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是直接的对立,也就是说,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专制制度和军事纪律。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形式上改变劳动过程,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物质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单个工人相对立的工人共同劳动的社会力和形式的化身。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157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死劳动被赋予运动,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在这里,协作不再是整个工厂的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而是机器体系构成由原动机推动的、包括整个工厂的统一体,而由工人组成的活的工厂就受这个统一体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人的统一体就获得了显然不依赖于工人并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形式。
  现在还需要引述的,一方面是尤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有关部分,另一方面是某些关于科学和自然力的论述。
  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挤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定50个工人中有40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现在在新的生产水平上把这40个工人重新吸收进来。但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念念不忘地要证明,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最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初想证明机器是好的,因为机器节约劳动,后来,又证明机器仍然是好的,因为机器不节约劳动,而是使在一个地方被它代替了的手工劳动得以在另一个地方又作为手工劳动被使用。[XX—1261]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安慰工人,特别列举出那些不用机器完成的、但却由于使用机器而成为必要的辅助劳动。可见,这种安慰无非是说,机器仅在表面上消除沉重劳动,实际上机器不过创造出同这种劳动的旧形式并存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在机械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那么,这种安慰无非是说:尽管有了机器——并且尽管由于使用机器而使单个[机器]工人遭受的折磨加重了——,但是,注定要担负上述沉重劳动的工人人数却在增加。然而,这里不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上面引用的例子已足以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即机器可以从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试问,既然全部劳动,无论是机器直接完成的劳动,或是被机器当做前提条件的劳动,自始至终应当<以前未使用机器时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使用机器——撇开资本和劳动的游离不说——,怎么能够直接使新的和更多的劳动成为可能呢。例如,尽管机器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未用机器时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生产1码麻布,现在用机器生产1 000码,可是,劳动,即消耗在亚麻的栽培、运输以及一切中间工作上的劳动,却没有什么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不是发生在1码麻布所包含的劳动量上,而是发生在同织造本身无关的大量准备工作上,1 000码所需要的这种准备工作,不管就劳动的准备过程来说,还是就流通过程(运输)来说,都不同于1码所需要的准备工作。由于用机器操作,每1码麻布变便宜了,虽然1 000码麻布所推动的辅助劳动是过去1码所推动的辅助劳动的1 000倍。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劳动能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这种自然力。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并入资本——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传统的手艺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头还没有分离。
  豪威耳先生(工厂视察员)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 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53[—54]页中说:
  “按照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显然,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有很大发展的一种沉重劳动。”
  他还引用了厂主自己的以下说法: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工人六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194
  (关于工厂这个词,在1844年工厂法的解释条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第七年通过的工厂法第15章第73条)中说:
  “工厂一词……应指可以在其中或在其院内使用蒸汽、水或其他一切机械力来推动或运转机器,以进行棉花等的预先清理,加工,或整理,或从事与制造有关的任何过程的一切建筑物和房屋……”195
  在这里,在给工厂下定义时,是以棉花、毛、鬃毛、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絮为对象的,这种情况当然只有局部意义,同工厂的实质无关。)
  在这里,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较高级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XX—1263]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这一发明〈铁人157〉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 从而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140页)
  非常可爱的是,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同一个尤尔又向工人呼吁:
  “上帝给改良的进程规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肉体的职能从牲畜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让工人有空闲时间运用自己的智力去思考自身永恒的利益。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3页)
  尤尔在这里直率地向我们宣称,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就是这个尤尔又说:
  “机械物理学使社会普遍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在改善人类命运方面所蕴藏的手段,人们很少注意;可是,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甘受富有的资本家的支配,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并要求工人以过高的速度劳动。”(同上,第1卷第10页)
  在官方人士中,尤尔实际上最正确地表达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即整个现代工业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想把他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作一简短的对比。
  “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真正的机器工人的这些助手,似乎不是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 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31页)
  “因此,这种对能力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平均分配劳动的条件下,这一切通常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34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 人的劳动,或者说,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 以粗工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 降低劳动的价格。”(同上,第[34—]35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XX—1264]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同上,第30页)
  “为了适应劳动等级制,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同上,第32、33页)
  尤尔对我们说,使用机器的一贯目的,是使劳动贬值和用粗工的劳动排挤有技能的劳动〔因为现在技巧已转移到机器上去了,而且机械技巧的应用代替了单个工人的知识〕,随后,他指出机器的优越性之一是:
  “机器用十分完善的劳动代替了几乎没有技巧的劳动。”(同上,第46页)196
  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即不是工人应当劳动的时间,而是完成更多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劳动〔这是不对的,随着机器速度的加快,劳动强度增大了〕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6页)
  机器迫使工人连续劳动:
  “同样,要使他放弃过去那种随意中断它〈劳动〉的特权,因为这种中断会打乱整个企业的进程。”(同上,第2卷第4页)
  尤尔告诉我们,机器生产的趋势是使劳动过剩或者使劳动贬值,然后接着说:
  “他们不应该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抱怨自己主人的兴旺,并采取极端手段以图阻止进一步的兴旺,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之情并且为了切身利益而对在他们协助下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业制度的发展比以前还要迅速,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比以前还要大。”(同上,第5—6页)
  这样说来,工人举行罢工等等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妨碍了机械工厂的更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尤尔又反过来责备工人,说他们的罢工、联合等引起了各种发明和扩大了工厂制度,加速了这个制度的发展,因而害了自己。(在前面他说,工人应当放弃“中断劳动的特权”。现在他声称,“工厂劳动似乎是连续不断的”(同上,第50页),这种说法是撒谎。因为他认为看管机器的劳动不是劳动,只有工人用手指操作时才是劳动。)
  “对大不列颠各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至少机器的利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上,第68页)
  一方面,尤尔大肆颂扬由于工人的联合和罢工而引起的发明,指出它们大大发展了工厂制度——生产力,同时它们使这一制度完善化。例如,尤尔把铁人157颂扬为
  “使劳动阶级恢复秩序和使大不列颠 保持棉纺织工业 帝国这种地位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在印花厂中应用机器(染色印花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 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同上,第141页)
  (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
  尤尔详尽地说明,工人由于自己的反叛而“加速了”工厂制度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毁灭。
  “这种反叛表明[XX—1265]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2—143页)
  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并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1) 见本卷第353—354页。——编者注
185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机器的价值等于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量,也就是等于120小时。因此,这些机器每年的磨损等于12小时。——346。
186  这个剩余劳动时间是由2个工人提供的2剩余小时和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10剩余小时组成的。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凭借这个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把这10剩余小时加到自己产品的价值上。——346。
187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1—205页(本卷第292—300页)。——347。
188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9年期间形成的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计划,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将分为六册(见注141)。在这里,马克思是指他将在第三册《雇佣劳动》中讨论有关工资的具体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23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2页及以下几页和第725页及以下几页)。——347。
189  见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第IX笔记本第394—3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17页)。——350。
190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0页及以下几页(本卷第277页及以下几页);并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76—380页)。——352。
191  马克思指的是那些与大·李嘉图差不多同时代以及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如约·斯·穆勒、托·罗·马尔萨斯、让·巴·萨伊、西斯蒙第、罗·托伦斯、理·琼斯、托·霍吉斯金等人。——352。
192  “补充笔记本”是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收集有关经济学史方面的资料而建立的一套摘录笔记,留传下来的共八本,分别标有字母A、B、C、D、E、F、G、H。马克思在1863年5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1863年春,他在这些补充笔记本中“摘录了同我已写好的部分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材料”。这些摘录的材料,被马克思使用在手稿第XXI、XXII和XXIII笔记本的写作中。这里指的是《补充笔记本》A第5页包含有从《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中引用的例子。在1861—1863年手稿后面第XXI笔记本第1343页上,马克思又一次引用了这个例子。——353。
193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79页。还可参看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第XIII笔记本第7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47—649页)。——353。
194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357。
195  这段引文出自1844年6月6日《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这段引文马克思采自他1859—1863年期间在伦敦作的第VII笔记本中的摘录笔记部分第163页。马克思把这段引文放在双重方括号内以示强调,并在引文之后写道:“这段话对于理解机器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某种机械力的、而不是人力的动力。”——358。
196  在英文原文中的说法相反:“机器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安·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第2版第30页)。——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