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社会中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99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劳动决不改变自己的价值，所谓不改变，是指一定量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说，在亚·斯密看来，始终是同样数量的牺牲。不管我一个劳动小时得到的报酬是多还是少——这取决于一个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和其他种种情况——，我已劳动了一小时。不管这一个劳动小时的结果有什么变化，我必须为我的劳动结果，为我的工资付出的东西，始终是同样的一个劳动小时。
“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完成这一劳动的工人必定具有相同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况下，在工人能够掌握通常的技能和技巧的条件下，他总要牺牲同样多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不变的，不管他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得到的商品量有多少。诚然他用这个价格能买到的这些商品的量，有时多有时少，但这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可见，劳动本身的价值永远不变。由此看来，劳动是商品的实际价格，而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加尔涅[的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64—66页，[P.]7）
“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1)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做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不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100。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不过，斯密所想到的仅仅是资本的奴隶。例如，甚至中世纪的半艺术性质的劳动者也不能列入他的定义。然而，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不是分析斯密对劳动的见解，不是他的哲学见解，而是经济学因素。把劳动单纯看做牺牲，而且，因此把它看做设定价值的东西，看做是对物所支付的价格，而且按照各物所花费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它们的价格，这纯粹是消极的规定。因此，例如西尼耳先生竟会把资本看成和劳动具有同样意义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价值生产的源泉，因为资本家似乎也作出牺牲，即节欲的牺牲，他没有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吃光，而是用它来发财致富。101单纯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例如，如果劳动使工人愉快——正像西尼耳所说的节欲无疑会使守财奴得到愉快一样——，那么，产品不会失掉丝毫价值。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
〔蒲鲁东的公理是：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102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多么不理解。他所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都被他变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关键在于，满足绝对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它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进行剩余劳动，就能创造剩余产品。目的是要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这样，剩余产品本身就表现为必要产品了103，最后，物质生产也就给每个人留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时间。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了。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了。联合体（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和协作，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其实在最初，需求也是极少的。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此，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就是价值的尺度。工人之间质的差别只要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由性别、年龄、体力等等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差别实际上表现的不是劳动的质的价值，而是分工，劳动的分化——，那么，这种差别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结果，而且对大多数劳动来说这种差别又会被消除，因为大多数劳动是简单劳动；而质上较高的劳动在经济上可以通过同简单劳动相比来找到它的尺度。
劳动时间，或劳动量，是价值的尺度，——这无非是说，劳动的尺度就是价值的尺度。两个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同样性质的时候，才能用同样的尺度来计量。各种产品能够用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只是因为它们按性质来说都是劳动。它们是客体化的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具有各种形式，它们作为劳动的存在固然可以表现在这些形式上（作为从外面赋予它们的目的性；但是，例如在公牛身上就看不出这一点，在一切再生产出来的自然产品上看不出这一点），但是，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产品只有作为活动而存在的时候，才作为等同的东西[VI—18]存在。活动是由时间来计量的，因此，时间也成为客体化劳动的尺度。我们将在别的地方探讨，这种计量同交换，同没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有多大联系。
使用价值同作为产品源泉的人的活动没有关系，同产品由人的活动来创造这一点没有关系，而是同产品为人的存在有关系。要说产品有它自己的尺度，那就是自然尺度，作为自然物的产品的尺度，那就是：重量、分量、长度、体积等等，效用的尺度等等。但是，产品作为创造产品的力量的效果或这种力量的静态存在，它只能由这种力量本身的尺度来计量。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仅因为各种产品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来计量。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像僧侣之类那样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物的自然价格不是为这些物所作的牺牲。这倒使人想起那种非产业的观点，即认为向神灵供献牺牲就能获得财富。除开牺牲之外，还需要有某种别的东西。所谓牺牲安逸，也可以称做牺牲懒惰、不自由、不幸，即否定某种消极状态。
亚·斯密是从心理方面来考察劳动的，是从劳动使个人愉快或不愉快这方面来考察的。但是除了个人对自己的活动在情绪方面的关系以外，劳动毕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首先，对他人来说是这样，因为A的单纯牺牲，对B没有什么好处；其次，是个人本身对他所加工的物和对他自己的劳动才能的一定关系。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的尺度——时间——自然不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尺度无非是一种单位，它的一定数目表示劳动的相应部分。由此当然不应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相同的劳动量都是相同的尺度量这个意义上才是固定不变的。
以后在进一步探讨时还可以弄清楚，产品的价值不是用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来计量，而是用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来计量的。因而，作为生产条件的不是牺牲，而是劳动。等价把产品再生产的条件表现为经过交换而得出的产品条件，也就是说，把生产活动更新的可能性表现为由生产活动本身的产品造成的东西。〕
(1)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编者注
99 这一片断写在手稿第VI笔记本第17—18页上，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部分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614—619页，标题是编者加的。——173。
100 沙·傅立叶把劳动看做娱乐和消遣的观点，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傅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第3版第6卷第245—252页）。——174。
101 纳·威·西尼耳把资本也看做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36年巴黎版第309—335页。——175。
102 皮·约·蒲鲁东关于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的说法，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弗·巴师夏和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0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三节《劳动的剩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中分析了蒲鲁东这一论点。——175。 [103] 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变为必要劳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第IV节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5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第III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6—929页）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