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59
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就这一点来说，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
当然，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IV—19]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1)，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做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李嘉图比较理解资本的普遍的趋势，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IV—20]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当然，李嘉图也曾猜想，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
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或者，例如请看麦克库洛赫的著作60，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都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象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或者，例如像穆勒那样61（庸俗的萨伊就是模仿他的），做得更机灵了：说什么供给和需求是同一的，因而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
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1）供给的这种同一性，从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即等于一定量对象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如此，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2）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决不是由对象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
或者，进一步的说法是，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这个价值就表现在所需要的产品量上）。因此，如果供给的产品卖不出去，那就证明，供给的商品太多，而供给者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得太少了。因此，不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只会存在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则会生产不足。可是在这里人们又忘记了，从事生产的资本所要求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而是自为存在的价值，即货币——不是在流通手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或者说，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复归到它原来的休眠状态的形式。
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并见伯明翰派，例如《双子座书简》62。）
或者，人们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因此绝对不会出现过剩，或两者之间发生不协调。在这里，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施托尔希当时在反驳萨伊时就很正确地指出，很大一部分消费不是供人们直接使用的消费，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例如机器、煤、油、必要的建筑物等等的消费。这种消费[IV—21]同这里所说的消费决不是一回事。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也正确地指出，例如工人的消费本身对于资本家来说决不是充分的消费。63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做前提了。
或者，按照社会主义的说法：劳动以及劳动的交换，即生产以及产品的交换（流通），这就是全部过程；既然如此，除非是由于错误，由于结算不正确，否则怎么会出现不协调呢？在这里，劳动没有被看做雇佣劳动，资本也没有被看做资本。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
或者，例如李嘉图64断言，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不增殖价值，那么就会有一定量的资本从这个部门被抽出，投入另一个需要资本的地方。但是，即使撇开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不谈，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最后，按比例的生产65（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过）只不过表示，如果说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
（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正如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他为斯密的著作所加的注释66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大肆空谈过自由竞争，但从来还没有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会、法律调节等等的否定，被理解为对封建生产的否定。但是，它总还必须是某种自为存在的东西，因为单纯的零是空洞的否定，是抽象掉界限，这种界限例如在垄断，自然垄断等等的形式下会立即重新恢复起来。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在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外部的要求，这种要求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到资本作为流动资本的规定，我们还在一方面研究流通，另一方面研究资本，也就是说，我们还把生产看做流通的前提，或产生流通的根据），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流通已经同消费和生产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剩余劳动表现为对等价值，而且劳动的专业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IV—22]种种矛盾的基础。
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按其概念来说就是这两者的统一——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做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使生产力守纪律，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像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必然的限制是：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同样可以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
（4）同样又可以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
另一方面，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篇第5章脚注（2）。——编者注
59 本片断写在手稿第IV笔记本第18—22页上，属于《资本章》中《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87—397页，标题是编者加的。——88。
60 约·拉·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90页上说：“如果想要丝绸的人得不到丝绸，不能用它们来交换布匹或其他不同于他们拥有的或能够生产的物品，那么他们手中就有大量的物品。他们可以放弃他们不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去从事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关于包括麦克库洛赫在内的庸俗经济学家力图抹杀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倾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4—706页、716—719页、721—726页，第XIV笔记本第810—814页、840—844页，第XV笔记本第919—932页。——92。
61 詹·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86—19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对穆勒最早在1808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这个观点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章（a）末尾；《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4—706页、708—712页、721—726页；第XIV笔记本第791—799页、800—802页、810—814页。——92。
62 伯明翰派亦称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伯明翰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理论，把货币仅仅看做“计算名称”，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理·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别名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脚注（36）和第三卷第三十三、三十四章，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和第7卷第610、634页）。
《双子座书简》是指托·莱特和约·哈娄二人以“双子座”（Gemini）这一笔名发表的著作《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作者赞成托·阿特伍德及其伯明翰派的观点。——93。 [63] 见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1836年伦敦第2版第405页（编者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258—259页和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61页。——94。
64 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0—8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对李嘉图关于资本生产过剩的观点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689—694页、704—712页、721—726页）。——94。
65 “按比例的生产”是约·格雷在他的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中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见该书第67、108、123、142—148页。——94。
66 爱·吉·韦克菲尔德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见该书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246页。——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