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298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多次向其他党派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要发生变化。然而，一家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它应当仍旧是原来的样子，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一致。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不能不留下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一家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可以通过报刊发挥作用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与之对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4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真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从党在维登代表大会299上重新恢复并且此“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又重新开始斗争时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300，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6统统不在话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立法，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汇票一样准；德意志帝国邮局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收件人手里，任何一个斯蒂凡也阻止不了。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的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12年的过程中一直非常及时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始终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准确无误地进行，我这个老革命者的心里总是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为推销这个报纸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是值得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它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一片死气沉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充分反映出我们的工人日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轻松的幽默。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301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四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的和国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禁令发布，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中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302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303正如1830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如今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1830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条件是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作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圣洁无瑕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12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304已经破产，俾斯麦己经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有关“合法”手段的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重要。应当努力暂时运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来应对局面。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享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但是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即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酷爱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因素同样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构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给自己的敌人帮这个忙的。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实力地位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得到20%的选票，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也表明，联合在一起的对手总还拥有80%的选票。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么，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20%对80%，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过彻底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版。为应对这种局面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 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德意志帝国下一次将坚持不了12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90年9月12—1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
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注  释

6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政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399。
298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致读者的告别信。恩格斯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参与党的新闻工作的经历，强调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应当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党的原则，同时要具有生动的风格。恩格斯在信中还阐明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政府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应当果取的策略，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用自己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必须以资产阶级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反动当局用新的非常法或其他非法手段来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再次把它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党就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是它能够选择的唯一道路。
　　恩格斯这封告别信写于1890年9月12——18日、发表在1890年9月27日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这封告别信还刊载于1890年9月30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9期，同年10月2日和3日又分别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119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民报》第230号（开头两段被删掉）。此外，这封告别信的英译文还被收入爱·艾威林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一文，发表在1890年9月25日的《每日纪事报》第8903号；1890年10月5日该信被摘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正义报》第234号。——398。
299 维登代农大会指1880年8月20——23日在瑞士的维登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6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因党的活动条件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情绪。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约·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行，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歧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与右派的立场针锋相对，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及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了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399。
300 指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它的基础是1867年4月17日批准的、而后在1870年11月根据德意志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不受帝国国会约束的帝国首相所拥有的特权非常广。这部宪法保留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和德意志一些小邦的特权。——399。
301 1884年底，奥·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的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发放年度津贴，以筹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派议员（约·狄茨、卡·弗罗梅、卡·格里伦贝格尔等人）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打算投票赞成对轮船公司发放津贴。
　　在他们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非原则性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对轮船公司发放津贴。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广大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强烈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受到尖锐批评后，党团内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派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400。
302 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的态度截然不同，国会党团就此在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发表了声明。声明宣称《社会民主党人报P编辑部无权在报纸上批评国会党团的活动，认为对党团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原则性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一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作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击。党团的多数被迫作了让步。1885年4月23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辖部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党内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实际上等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400。
303 1888年4月1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要求发布了驱逐令，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驱逐出瑞士，其中有爱·伯恩施坦和尤·莫特勒，报纸因此而迁往伦敦，从1888年10月1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400。
304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侮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