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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摩德纳别墅1号
尊敬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所谓“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原来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1)（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176，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2)），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为撰稿人。177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经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1864年9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178可惜拉萨尔未能演完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179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既能提高他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能使他在汉诺威当地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180，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181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克马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3)，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就是：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建立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182、《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套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183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拉萨尔遗嘱赋予他的重要地位。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结社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结社法，因为这样做就会在官僚制度那里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184，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结社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185，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4)。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186。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在这里通过“国际协会”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187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遭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脚 注
(1) 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2) 马克思《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3) 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克马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4)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注 释
176 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马克思翻译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译文中重要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一文及相关脚注）。——220。
177 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刊物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李卜克内西还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该报的路线。在证实了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16、128—132页）。紧接着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该报撰稿。——220。
178 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向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了，他答应俾斯麦，在普鲁士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全德工人联合会给予支持，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提供的信息。——220。
179 民族联盟是德国中、北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左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220。
180 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采取“自由主义”方针，他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盛赞这一方针开创了“新纪元”。实际上实施这一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阵地。所谓“新纪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上台执政的俾斯麦实行独裁作了准备。——221。
181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领导地位”。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时期，这一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221。
182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及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所奉行的机会主义策略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合并后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221。
183 进步党人是指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贝·瓦尔德克、鲁·微耳和、舒尔采一德里奇、马——福尔肯贝克和莱·霍维尔贝克。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进步党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屈从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222。
184 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工商业管理条例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所谓“奴仆规约”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普鲁士各省实行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专横地对待农奴，包括对他们施以肉刑。——222。
185 指约·巴·施韦泽写的《俾斯麦内阁》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这篇文章发表在1865年2月17日联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俾斯麦内阁》这组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222。
186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声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遭到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国人”。——223。
187 根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并在其直接参与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马克思努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独栋住宅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改革同盟领导层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发生动摇，加之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中央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不彻底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