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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O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虽然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银行积存巨额存款这一事实证明,事情还远未走上正轨),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显贵们”召集到彼得堡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128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关于普鲁士亲王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可笑幻想将在愤怒中烟消云散。129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如宾夕法尼亚人所说的),这对他们没有害处。同时,在斯拉夫人中间,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正在发生不寻常的运动,虽然这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毕竟给真正的运动提供了酵素。1301854—1855年的俄国战争虽然十分卑鄙,虽然结果对俄国人并没有多少损害(确切地说,只损害了土耳其),但是毕竟明显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唯一使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完全变成法国仆从的情况,就是俄国的态度。随着莫斯科公国内部运动的开始,这种恶劣的玩笑就要结束。一旦那里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明显,我们就能获得证据,证明可敬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受到了“官吏”和经过这些官吏训练的农民的愚弄。131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就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至于特别谈到中国,我在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贸易动向之后,可以肯定地说:首先,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10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是停滞不动的,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地增长了;其次,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其他“贸易中心”是算不上数的。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摧毁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那个据我看是帕麦斯顿同彼得堡内阁联合炮制出来交给额尔金勋爵带去的英中条约132,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讽刺……

注  释

128 马克思谈到俄国革命已经开始,是指俄国这一时期因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使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关系产生了危机。自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以后,农民运动广泛开展,是这一危机的明显表现。克里木战争暴露了专制农奴制的腐朽性和反动性。1856——185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农民运动、采取了人民对农奴制的各种抗议形式。农民拒服徭役,拒缴代役租,从地主庄园大批逃亡,烧毁庄园并杀死地主,农民同派驻庄园的军队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成为常事。
  农民运动以及在国内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国外以亚·伊·赫尔岑为首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专制农奴制的揭露,对推动俄国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历山大二世政府非常害怕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又考虑到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要求,不得不走上准备废除农奴制的道路。为此,在1857年1月建立了由沙皇任主席的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858年起公开活动,并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1858年7月中旬,总委员会分设了四人委员会。四人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在各地农奴制改革方案拟出以后派遣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参与各省方案的讨论和最后的审批工作。亚历山大二世在1858年8—9月巡视俄国中部各省途中,在许多城市接见了贵族,从他向贵族们发表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沙皇政府的这一决定。
  马克思在这里把参加圣彼得堡各省委员会贵族代表大会的代表称为“显贵”,是借用封建专制法国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召集显贵的说法。圣彼得堡的代表大会于1859年8月召开。——165。
129 指普鲁士的摄政危机。1858年10月,由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疯癫症、其弟普鲁士亲王(后来的国王威廉一世)被任命为摄政王。他为赢得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解散了反动的曼托伊费尔政府。——165。
130 指斯拉夫国家在1848年革命以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民族运动的高涨。50年代捷克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巩固,促进了捷克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但是这一过程受到了阻碍,因为捷克加入奥地利帝国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因此,捷克资产阶级为反对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德国势力进行了不倦的斗争。50年代下半期,反对奥地利政府专制集权政策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开始在民族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捷克工人阶级尚未成熟,未能把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领导运动的是代表捷克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党。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城乡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企图使无产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因而鼓吹“阶级利益调和”,指望不用国家民主化的方法,而依靠维也纳专制政府的支持,取得自己的权利和民族的独立,他们还主张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
  捷克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民族问题是当时有关消灭封建农奴制残余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之一。——166。
131 19世纪40年代游历了俄国的普鲁士官员、作家奥·哈克斯特豪森在他的著作《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一柏林版第1—3册)中、描述了俄国农村居民虚假的物质福利状况。他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公社,并企图证明,公社制度是使俄国摆脱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哈克斯特豪森断言,俄国的农奴制只应当逐步废除,因为这个国家似乎还没有条件来实行自由雇佣劳动的制度。——166。
132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时期、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于1858年6月强迫中国分别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马克思对英中天津条约的评论,见《英中条约》及《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