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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9月16日星期三[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我对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雷斯劳(1)的报告很感兴趣。我已经把报告内容转告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他们也很感兴趣。希望你们尽可能地随时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与的最新情况告诉我，以便我能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一些介绍。科隆人(2)在干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1）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细木工的头头们，已经会面好几次。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他们在同盟18问题上因同魏特林派裁缝有严重分歧(3)而显得有些混乱以外，这些人，即其中的大约12—20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他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供讨论，万不得已的时候，艾韦贝克只得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等等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种混乱不堪的国民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经两次从经济关系出发，向他们分析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聚会上听到什么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一切政治而讨论某些“社会问题”。这样的集会很适于吸引外人参加，因为它是完全公开的。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200人以上。
像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这些人中间，已蔓延着某种厌倦情绪，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裁缝共产主义38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39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老气横秋的细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还有一部分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输给他们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在会上已经可怕地蔓延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那里学来的完全错误的、十分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在布鲁塞尔住过的云格40。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也能做许多事情，因为他掌握着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的悟性强十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已三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总不来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就是工作成果还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施加了一种极其涣散人心的影响，一旦使他们抛掉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他们全都渴望了解经济学问题。我现在完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头脑非常混乱，但是他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会有所进展。关于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六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云格的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和根除他的空谈，从而使人们恢复先前的活力，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我们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已经向他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彻底揭露格律恩所干的坏事，贝尔奈斯也想参加，就连艾韦贝克也要同他算老账。等到他们同格律恩了结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私事，就是说等他们肯定能拿回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的破烂货而给他垫的钱时，我们就会这样办。可是，由于云格没有来，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举止行为又或多或少像个孩子，因此，虽然这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五分钟内就能解决，但还是没有就绪。糟糕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士瓦本人。
（2）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尚未出版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都能进入天堂。(4)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细木工中间，当时我也在场，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极为天真而神秘的神情把这个计划一点一点地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出于信任，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什么吧：这不折不扣是在英国早已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1abour-bazars或者1abour-markets41，是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是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产品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其他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协作社的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所得收入付给生产者。聪明的蒲鲁东以为，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免除中间商人的利润了。可是这个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免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免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把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扔掉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协作社所能带来的费用上的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42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排斥所有的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只能承担资产者的亏损，却不能分享资产者的利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明摆着的异议，他都由于沉醉于自以为是的幻想中而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两万工人的协作社的领袖了（他们想马上就开始大干一场），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当蒲鲁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丢尽了脸。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37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想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如此陈旧……
脚 注
(1) 波兰称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2) 指科隆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罗·丹尼尔斯、亨·毕尔格尔斯、卡·德斯特尔。——编者注
(3) 参看恩格斯1846年8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同一天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4)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卡·格律恩分别于1847年2月和5月在达姆施塔特出版了这本书第1、2卷的德译本，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编者注
注 释
18 指正义者同盟。该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33。
37 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蒲鲁东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希望未能实现。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回信，拒绝了要求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他反对马克思在信中关于“行动的时刻”的说法，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详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
恩格斯在1846年9月16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也是根据蒲鲁东这封回信作出的结论。——37。
38 这里所说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当时许多裁缝是魏特林理论学说的追随者。魏特林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理论，曾对正义者同盟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并一度成为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纲领。这一理论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对工人运动基本上起了积极作用。然而，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魏特林否定革命的群众斗争、热衷于自发行动的观点很快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于1845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于1846年5月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1846年5月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最终同魏特林彻底决裂。——34。
39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卡·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6——1847年间、他在巴黎德国工人中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34。
40 阿·云格，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在科隆学习木工，40年代初到巴黎，在正义者同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846年6月，他在科隆和布鲁塞尔小住之后返回巴黎，并给马克思带来了一封罗·丹尼尔斯的信。在巴黎，云格与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恩格斯到巴黎后，云格成为恩格斯最忠实的战友。法国警察严密监视云格在巴黎的活动，并于1847年3月底把他驱逐出境。——34。
41 劳动市场（1abour——bazars或labour—markets）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36。
42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