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246
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53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厂主们谈论自由贸易的所有国家里，他们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贸易。对外国谷物征收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231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之，人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面包，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面包，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们，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153之间的斗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那种激励他们起来行动的崇高信念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那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你们陷于贫困，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便士（6苏(1)）；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从35法郎降到7.25法郎），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从25法郎降到10法郎）。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价廉、市场繁荣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自己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你们还制定了新的济贫法34，设立了习艺所170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们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决定工资的不仅是谷物的价格，而且还有求职者之间的竞争。
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你们可别以为在花盆里就能种庄稼！如果我们不是慷慨地献出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而是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庞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自己的工人们的这番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向厂主说道：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么我们就荒废了农业，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购买我们的工厂的产品。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这件事就听之任之吧。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谷物。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我们除了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还将得到实行低额工资带来的好处，凭借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迫使大陆购买我们的产品。
可是，现在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我们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听任别人断绝我们的生活来源吗？
反谷物法同盟31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将对英国农业产生有益影响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已有成千上万册在农村流传。
其中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租地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英国租地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会使你们遭致损失，因为这种下跌只会引起地租的缩减，而绝对不会伤及资本的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原有的水平。
第二位获奖者是莫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是谷物价格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保证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谷物的时候，谷物价格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谷物价格便急剧下跌。这位获奖者忘记了不是进口引起价格上涨，而是价格上涨引起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每次谷物价格上涨总是有利于租地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租地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会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国谷物不能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肥力较差的土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没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租地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租地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租地农场主，则必然在农业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租地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而手工劳动的报酬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跌到更低的水平。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大声说：“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虚伪的说教根本不能使工人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最激烈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46即反对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人，正是这些厂主！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子上坐了一下，偶尔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那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意外事故中得到好处。
有些慈善家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能够改善工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付出巨额金钱。这些厂主就正是这样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这些宫殿里也设立了自己的某种类似官邸的东西，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清楚，人们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话，那么，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
(2)
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难道不是越来越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更大的损失。
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面包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并没有被自由贸易派的蒙蔽和谎言所欺骗，尽管他们曾同自由贸易派联合起来反对地主，但那样做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是为了此后只需单独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工人并没有估计错：地主为了向厂主进行报复，和工人联合行动使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自工人们30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247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表明，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消费，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厂城市的工人被抛到了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同其他任何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贸易对工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已经先以自己的劳动同资本进行了交换223。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么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劳动者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么，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劳动者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只剩下五苏了。
于是经济学家们会对你们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价格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大量的消费要求大量的生产，而大量的生产又引起了对人手需求的增加；对人于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能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如果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就不仅会停滞不前，而且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而在资本扩大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同样会死亡。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工人的专门技能变得一文不值，从前需要这种专门技能的工作，现在任何人都能做，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生产资本的扩大迫使工业资本家采用不断扩大的生产资料进行工作，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工业中去工作，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因此，生产资本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加剧，而且其激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前。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 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 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 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机械的改进使1 100个工人失去了工作。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记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万名伦敦织布工人的问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忍饥挨饿，一直没有能够找到自由贸易派向他们许诺的新职业。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他说：
“手工织工所忍受的困苦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几乎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地。机械的进步使手工劳动越来越被排挤，因此在过搜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手工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已经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作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也将被击败。”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248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工织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更有甚者，1800年北美从印度购进的棉布约为80万匹。而1830年北美购进的棉布还不到4 000匹。1800年装船运送到葡萄牙的棉布有100万匹。而1830年葡萄牙购进的不过2万匹。
关于印度织工苦难的报告是可怕的。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则转入其他行业，特别是转入农业劳动。不能改行的人则等于被判了死刑。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美观和耐久著称于世的达卡麦斯林薄纱，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像东印度的整个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3)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为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辞，和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应该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他所说到的这种劳动看做完全特殊的劳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也看做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种手工劳动总有一天都要经受手工织布劳动的命运。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英文叫throstle-mills）中，纺纱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走锭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走锭纺纱机，大部分纺纱工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4)
包令先生慷慨地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总的来说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平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昕任资本去宰割，而不必担心资本会将它消灭。顺便提一下，如果资本不力求保存工人这种可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实现自由贸易会对工人阶级状况产生什么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要维持工人的生计，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使自己的阶级能保持必要的人数而得以延续，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资恰好就是为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认为工人只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更不要以为他总是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比较幸运。有时工人阶级的所得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们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么他们所得的总额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工人阶级只有经历一切苦难和贫困，在工业战场上抛下许多尸体，才能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事情还不止于此。工业的进步提供了不太昂贵的生活资料。例如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么，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存在的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单纯的生产力而己，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经济学家设定的前提即自由贸易得到实现，变为事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这一前提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承认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势必要受到经济规律严酷无情的打击。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
可以设想，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关税和入市税，一句话，一旦那些至今还有可能被工人看做造成自己贫困境遇原因的所有次要因素全都消失，到那时，所有遮挡工人的视线、掩盖他的真正敌人的帷幕必将被撕得粉碎。
工人将会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既然这种自由的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的产物，怎么还能用这种自由的观念来肯定自由竞争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如果说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也能促成什么友爱，那么，这种友爱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我们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批驳自由贸易的信徒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诡辩，这些诡辩的价值同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论证完全一样。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
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50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本身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以小册子形式在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和法文原文翻译 |
脚 注
(1) 法国旧铜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编者注
(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78—179页。——编者注
(3) 约·包令《1835年7月在下院的演说》，引自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4)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4页。——编者注
注 释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746。
34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170）从事强制性劳动。——745。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744。
146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336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目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曰：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748。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744。
170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本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本卷第745页）。——745。
2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即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 “出卖劳动力”等概念。——751。
246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谎言，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一篇重要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指出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派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充分运用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些国家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1848年2月初，这篇演说的单行本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约·魏德迈将这篇演说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篇演说的新的德译本作为附录被收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1888年，这篇演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并刊有恩格斯撰写的序言；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刊载了恩格斯这篇序言，标题为《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这篇著作由邹钟隐译成中文，收入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自由贸易问题》一书。——744。
247 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见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750。
248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 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753。